印象最深的就是共容利益，联想到了舌尖上的中国里人们对种群的保护（可持续），这是一种长远的做法。 然而认为黑手党会提供更多保护却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起码他们不会主动进行预防性保护。如果有，也当是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 预防性保护需要因为“未来”之不确定性，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因此投入会比较大。相关的，作者做的一个假设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固定匪帮首领的最优窃税率是50%的话（根据文章，我将窃税率理解为产出超过公共物品投入的部分占总产出的百分比），他会一直供应公共物品，直到最后一个美元的钱投到公共物品供应上可以增加其领地中产出2个美元的时候为为止（因为那样他可以得到一个美元的回报）。”我个人对此例子并不十分理解，因为我在想为什么匪帮不想着让1美元对应的产出是3美元甚至更多，不是更好吗，但联系50%的最优窃税率，显然2美元是最优的。如果1美元对应3美元，则窃税率将近67%，说明匪帮盘剥过分了；若1美元对应1.5美元，则窃税率约为33%，匪帮并未让自己利益最大化。 对窃税率的解释或许属于个人主观臆想，只为了能解释通作者的例子，希望能得到权威解释。 联系组织管理，可以想到聪明的管理者不会把劳动力当成“一次性用品”来使用，即不会用一些低级的手段榨取劳力，要求员工把本应3天完成的工作在一天之内搞定；甚至不会为了减小组织管理难度，把一项事务打散成数个简单小项目分给不同人来做（相当于让他们做简单重复性劳动），并加大劳动强度（两天的活儿一天干完），以体力劳动强度之增加对应脑力活动频率之降低，以此提高生产率并分散劳工团体减少其闹事的可能性。 聪明的管理者更倾向于与员工寻求“共荣利益”，用一种长远的目光看待。 我猜想，在工业文明初期的社会上，百分之百榨取劳工利益的现象并不罕见，企业主站在其自己角度看待问题——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工厂并不需要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劳力，他们只需要九牛一毛就能使企业运作，在外界允许其百分之百压榨的时候，他自然会想着用废一根毛后立马换一根，才不会考虑缺毛的问题。显然如果他这么做了，实质就是以一种急促的方式开采蕴藏在劳动力身上的社会财富，而后揽入自己腰包，甚至说只是分配改变了，并且总产出非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这对一个社会的进步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话说物极必反，也许随着工业文明进步，类似的短视被人们发现并逐渐改用共荣利益观考量劳动力利用方式了，是社会的福气，也是劳工的福气。 我认为，管理者应该给员工“自我产出”的空间，所谓自我产出，就是自发的、甚至不由自主地有“产能”。比如员工有好的想法，很愿意主动地与管理者沟通；员工受到创伤，很愿意向管理者寻求帮助，排忧解难后及时投入工作。给空间的方式就是为反映新点子设置渠道，对创伤做预防性措施。如果说新点子是正产出的话，预防性措施就是反推动，组织需要“正产出+反推动”，两个火车头，前拉后推，不要反过来，不然只有倒退的份儿了。 要形成制度，不然就可能有“无政府状态”时的随机感，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对随时可能降临的盘剥的恐惧感，这是很不好的。 制度的精髓在于其启动不靠某个特定特质的人，领导人的在制度启动上并不用出力。 如果一个组织是极缺制度的，无政府状态很频繁，那么就好比该领地无某固定匪帮盘踞（试着将匪帮与制度连着想），文章作者说固定匪帮的剥夺也许比无政府状态强，起码人们在二者之间偏向于选前者，那么假设该匪帮懂得共荣利益，其与被剥夺者的关系存续时间相对长，若其根本不懂什么共荣利益，则必然被撵走，被本地区人民撵走，之后可能出现两条路，一是为撵走旧匪帮出力的人组成新的匪帮（在组织中也就是新制度被建立）；二是地区走向自治，而这往往需要外力介入（在公司中这意味着员工当家，公司被充公了，就像三大改造时一样，噩梦……），在中国历史上晚清政局动荡与外力介入有关，之后的革命也一样。 奇怪的是，从现实来讲，走向自治后，往往再次形成“少数人的自治”，大多数人变得沉默。（以中国为例） 沉默的人们是在忍受，在一定限度之内忍受，这个限度与人们受创伤后的恢复期长短有关（被榨的人总有伤），若两轮榨取之间的时间不够来疗伤，伤者可能死亡，也可能拼死反击。 匪帮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会采取“有序竞争”的方式，这当然比无政府状态时的“无序竞争”强，被盘剥者甚至习惯并留恋被有序的匪帮盘剥，也并非他们生来喜欢，只是迫于利益维护需求而做的妥协，倘若他们有能力，也许就成为新的匪帮了，真可谓世道无常，匪帮常在。 ——2014年10月13日星期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5263e6fbed5b9f3f90f1ca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