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与罚》中的人物对位关系 作者：曾庆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对位法结构”指在小说中，一个观点转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又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共同闪烁着同一个主题。 “对位”结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重要特征。在《罪与罚》中围绕着拉斯科尔尼科夫展开一系列的对位关系，主要有拉氏与波尔菲里的对位，与索尼雅的对位和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对位，各种人物的对位关系共同唱出“罪与罚”的主题。 [关键词]“对位”结构；拉斯柯尔尼科夫；人物；“罪与罚” 一、“对位”结构与《罪与罚》 “对位”一词是音乐术语，指音乐中多声复调的现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了托氏小说中的对位结构原则。对位原则首先强调的是“一位对一位”的呼应和对立关系，陀氏把“音乐中一个调转入另一个调的变调规律，十分精辟地移用到文学布局上来”，“不同声音用不同调唱同一题目”[1](P.359)，换言之，原为音乐术语的对位可引申为矛盾统一体，体现为多声性、不协调性和统一体性。由此，“对位法结构”指在小说中，一个观点转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又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共同闪烁着同一个主题。 人物之间的对位关系是托氏小说的重要特点。巴赫金指出，陀氏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思想家，每一个主要人物对于主人公来说，都是“某种目的和思想立场的象征，是在令他苦恼的那些思想上的问题中代表着某种解决办法的象征”[2](P.341)。《罪与罚》中围绕着拉斯科尔尼科夫展开了一系列的人物对位关系，各个不同的声调唱出同一个“罪与罚”的主题。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对广大平民所蒙受的苦难充满同情与忧伤。然而，现实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引起了他深深的思索，他认为“人是卑鄙的东西”， 活着必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任人宰割，不敢触犯法律；而那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逾越一切障碍，甚至触犯刑律的人却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拉氏头脑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谁蔑视的东西越多，谁就是他们的立法者；谁胆大包天，谁就最正确。他不甘于做一只“虱子”，认为自己是一个超越于人类的超人，于是在这种超人理论的支配下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在《罪与罚》“罪”是小说提出的一个伦理秩序和宗教问题，“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围绕着“罪与罚”，展开了小说中两组最重要的对位旋律:拉斯柯尔尼科夫——有权杀人的思想与波尔菲里——法律秩序之间的对位；拉斯柯尔尼科夫——理性脱离信仰带来的邪恶与索尼雅——宗教救赎思想的对位。另外，小说中还有多种人物的对位关系，例如拉氏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之间的对位，拉氏与卢仁和拉祖米兴之间的对位、拉氏与杜尼雅的对位等等，都统一在“罪与罚”的巨大的对位关系中，使小说形成有机统一体。其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的对位显得比较特殊，因为整部小说的叙述几乎都采用拉氏的叙述立 场，而在叙述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却采用了斯氏的立场。可见，这一形象“绝不是一个随便插入的独立情节，他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和个性起着很 好的陪衬作用。”因此，斯氏与拉氏也构成一对重要的对位关系。 二、拉氏与波尔菲里的对位 拉氏杀人触犯了刑律，自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杀人后，他虽然竭力证明自己不是发抖的“虱子”，而是有权杀人的超人，但慑于法律，陷入恐惧之中，与预审官波尔菲里斗智斗勇。波尔菲里针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不是从实物证据上确认他犯罪的事实，而是从心理上突破。这位“逻辑思维十分敏捷的对手从拉氏作案的头几天起，就在他周围设下了一个无形的、稳妥地‘心理’包围圈”，[2](P.454-455)他们的三次谈话都是紧张激烈的心理攻击战，隐藏着巨大的潜台词，他们相互试探着对方，似乎什么都知道，又似乎都不知道。波尔菲里层层设陷、 1 步步为营让拉氏自我揭秘，掌握其犯罪动机。在第三次谈话中，波尔菲里的话表面上是针对“第三者”，似乎是在为拉氏开脱，却句句击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要害，揭露他犯罪的全部隐情。拉氏被他若即若离的话搞得晕头转向、心惊胆战，在听到波尔菲里否定米柯尔卡后，他“不觉浑身哆嗦起来”，他无法再镇定了，急切地问：“那么……是谁……杀的呢？”，波尔菲里这才点明“罗季昂•罗曼内奇，是您杀的！就是您杀的……”[3](P.530)。至此，“这个包围圈便稳妥地、及时地封住了口”。拉氏不得不屈服于波尔菲里的逻辑力量，投案自首。只是这并代表宣告他的有权犯罪的思想彻底失败，他完全是为摆脱杀人后良心的折磨，他开始悔悟是由于索尼雅的仁爱，而这已是他自首后很久了。 三、拉氏与索尼雅的对位 索尼雅的平民思想和宗教观念与拉氏激烈地冲突，她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代表，是宗教救赎思想的化身。索尼雅也是一个“大罪人”，但她是一个只对自己不对他人犯罪的“罪犯”。为了供养亲人，她不得不出卖肉体，毁掉青春。她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她必须活下去，否则全家都得饿死。拉氏想帮助她、保护她，但他渐渐地意识到，不是他帮助索尼雅,而是索尼雅在他犯罪并掩盖事实的情况下帮助了他,帮助他没有加入冷酷无情并自鸣得意的强暴者的阵营，而是站在了为伟大的爱的事业而牺牲的人的中间,重新回到平民的行列。因此，他像索尼雅的继母一样“伏在地板上吻她的脚”，“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3](P.375)。索尼雅生活于罪恶的生活中，依旧保持着灵魂的纯洁，她之所以能够承受如此大的苦难全在于宗教给她的精神力量。她说：“没有上帝我怎么办呢？”“上帝是万能的！”[3](P.377)拉氏向她倾吐自己的犯罪理论时，她激烈地批判他：“您离开了上帝，上帝就惩罚于您，把您交给了魔鬼！”她给拉氏念《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是一个基督使人复活的故事。她笃信，人只要有信仰，就能死而复活。宗教的爱与善在索尼雅身上表现得如此强大，令拉氏惊叹不已，认识到惟一能使自己灵魂获救的办法是信仰上帝，受苦赎罪。他终于背起了十字架走上了宗教复活的道路，在苦难中赎罪。 四、拉氏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对位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一个洞察现实的智者，又是一个反抗一切常规的恶魔。他一眼就体察到了彼得堡的腐朽、黑暗，不满的评论道，“我们怎么建立了这么一个城市，一座公务员的和各种神学校的城市！”[3](P.330)“公务员”指政治机构，“神学校”指基督教神学，他认清了被这两个权力系统统治下的彼得堡是一座“半疯子的社会”。但他是以彻底的堕落来反抗这个黑暗的都市，他到彼得堡后，纵情享乐，追求欲望的无限度满足。他跟拉氏的对话始终围绕着堕落的主题，毫不隐瞒自己醉心于堕落和情欲欲望的人生观，津津乐道于自己那几桩卑劣的、凌辱妇女和少女的风流韵事。在洞察现实和反抗常规这两点上他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斯氏初见拉氏就指出他们“之间有某种共通之处”，英国批评家默理说：“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真实的，甚至是超现实的真实，而且他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4](P.115)拉氏只是从理论上构建了超人哲学，行动上、心理上去退缩了，而斯氏则在行动上敢于越过一切障碍，意志坚定，真正地成了杀人不发抖的超人。当然，他们超越的内容截然不同。尽管两人的道德面貌相差甚远，但作者似乎有意将斯氏与拉氏对照来写。斯氏同样表现出了双重人格的特征：他卑鄙、残酷、无耻、淫乱无度，做过很多坏事、也杀过人；但他也表现出心灵深处光明的一面：救助陷入贫困绝境的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孩子们，对索尼雅充满由衷的尊敬，威逼杜尼雅的紧急关头放走了她，自杀前给未婚妻留下补偿等。就连他的自杀的结局也跟拉氏走向宗教救赎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个人物美丑对照，作者的意图清晰可见，“罪与罚”的主题得到深化，宗教救赎的思想显得更为博大。 2 [参考文献] [1]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8. [2] [俄]格罗斯曼.托斯托耶夫斯基传[M].王健夫译.北京：外国 文学出版社，1987. [3]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6. [4] [英]默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M].伦敦：马丁·塞克出版 社，1923. [5] 鲁迅.鲁迅论外国文学[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6] 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79. [7] 任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5b12302eff9aef8941e06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