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翻译学的建构与现状 最近在图书馆看杂志，看了《中国翻译》上的两篇关于构建社会翻译学的论文。认真仔细地读完后，我觉得里面的内容很新颖，并使我对翻译研究的趋势和视角有了新的了解。所以对其中的要点进行了摘录，供大家学习。 第一篇论文题为“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该文作者对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概述之后，对其中的三个关键词————场域，资本，惯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此后转笔进入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指出了翻译的场域，翻译与资本以及翻译与惯习，深入探讨社会学研究理论成果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它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其研究内容涵盖了患于法国的艺术，教育，语言，消费，文化品位，宗教，科学等话题。其中他的社会学理论近些年来常被翻译研究者拿来用于进行翻译研究。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三个核心术语：场域，资本和惯习。 所谓场域是指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研究的焦点是各个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业场域，它以人脉和管理经验为规则；科学场域，它以理工科学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研究经验为运作规则。不同的场域相对独立，但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互动，比如，商人的产品需要专家的推荐，科学家的实验成果可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需要赞助。新的场域往往是在和邻近场域的借鉴与互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也是一种场域，即权力场域，是一种元场域，指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所以，场域主要有三个特点：有自己独特的规则；相对独立；权力场域处于支配地位。 所谓资本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人们在各种社会空间之中所处的之所以地位不同，是因为在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本不同。三种资本可以相互转化：经济资本投资教育可以获得文化资本文凭；文化资本文凭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好工作获得经济资本；因为文凭和经济基础可以进入高级社会圈建立人际关系，形成人脉，即社会资本。但是，在这三种资本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处于支配地位，而文化资本处于被支配地位；同时，经济资本是转化成其他资本的来源。 惯习是指一种即被环境塑造有影响环境，不断与环境互动的思维和行为特点。该概念强调社会化的主体性。个体并不是一味的遵守规范，而是在能动的基础上影响和体现着规范。 依照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从全新的社会学角度看待翻译研究。翻译属于文学场域。翻译实践的跨语言文化特征，还有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征，都说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都逃不过一个“跨”字。跨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关系概念，始终贯穿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之中。所以场域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让人们解读翻译活动中的种种关系和规则。关于资本，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资本主要由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等构成。当译者在翻译场域中积累了足够的象征资本时，他便具有了改变该场域规则的权力，比如严复，钱钟书，傅雷等。通过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人在翻译场域中具有话语权，了解到该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主要来源是什么。翻译场域与哪些场域互相作用，以及翻译场域在当时的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关于翻译与惯习，其中包含着一种“structured and structuring”的关系。既被塑造又具有塑造力的惯习。进入翻译场域中接受遵循某一规范形成惯习，而这种惯习使他们在翻译活动中构建了这种翻译规范。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命题。“译者决定规范，同时其行为又受规范支配。”“规范是以惯习为媒介与译者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规范是被广为接受的准则，而惯习则是译者在翻译以及其他各种场域之中培养而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规范并不直接作用于译者，而是通过译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惯习而间接影响的。 第二篇文章建构“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探讨的是社会翻译学的起缘、发展脉络及现状。 1972年Jame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出版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纪元。1995年，Gideon Toury 继承和发展了Holmes的思想，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翻译规范问题，推动Holmes首创的“社会翻译学”研究。2006年Michaela Wolf 提倡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积极倡导构建“翻译社会学”，但是缺乏系统科学的探讨。究竟是“社会翻译学”还是“翻译社会学”，这也是翻译理论家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有人做出解答，翻译社会学主要是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社会现象，属于社会学范畴；而社会翻译学从社会学角度探析翻译现象，属于翻译学范畴。这样看来，社会翻译学更合适一些。以上是西方翻译研究者有关“翻译社会学/社会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李红满、王洪涛）对此的研究尚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总而言之，目前，社会翻译学学科尚处于萌芽阶段，在成长为一门真正意义的学科之前，仍需大量开拓性的理论构建。 在简单的概述之后，作者主要分析翻译活动社会属性的合理性，有效性以及科学性。有关合理性，中外有关学者已给出强有力的理论支持。Pierre Bourdieu 曾指出，语言可以维持或维持社会，是构建社会的主要力量。翻译作为以语言为媒介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Michaela Wolf 认为，分析翻译的社会关联因素，有助于把译者认为某一社会构建的主体和客体，亦有助于将翻译视为一种社会活动。许均也曾指出，翻译活动之所以存在，或者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因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需要交流，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必定具有社会属性。 社会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新模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译介兴起了借鉴社会学理论或运用社会学方法探索翻译现象的热潮。翻译社会学将场域、惯习、文化资本、社会系统的等社会学概念和范畴引入到翻译学领域中，形成了翻译研究新的参照系，并借此实现了对翻译活动社会属性的创新性认识。 除此之外，由于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社会翻译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具体来讲，科学发展史遵循“综合-分化-再综合”的科学发展路径。翻译社会学是由翻译学与社会学两门学科交叉产生，学科交叉又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必然取向。因为翻译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活动，唯有采用综合、多元的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对翻译活动形成比较完善的认识。 以上均集中在对理论的构建以及论证层面，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翻译学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呢？接下来作者给出了简单的解答。社会翻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顾名思义，是社会语翻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其重点是社会对翻译的作用和影响。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社会语言学中找到参考，因此无需赘述。至于主要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两个层面，即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研究方法。前者又可分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或者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两种原则。而后者，具体的研究方法可以从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入手，比如，语义分析、语篇分析、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或者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比如社会调查、统计分析、个案研究和历史研究等。但是总的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各取其长。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翻译学仍需要大量的理论构建，并接受反复验证和考量才能确保生命力。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9d97e3183c4bb4cf7ecd17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