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 一、近代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的起源 19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全方位向中国渗透。纵向发展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受到各种途径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横向冲击，逐步走向以"中西文汇，多种建筑形态并存"为特点的建筑近代化。由传教而引起的基督教会所属各类建筑作为近代建筑的分支，既表现出近代建筑的时代性又具有宗教建筑的特殊性。 19世纪中叶处于基督教第四处传入中国初期阶段，基督教会多租借、购买、改建中国传统民房，或设计建造小规模建筑作为教堂、学校或传教士住宅，此可谓近代较早的"中国式"建筑；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批中国式的教会大学的建造，使基督教"中国式"建筑设计建造达到高潮。 二、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特征 ①基督教中国式建筑较多受到当地建筑风格影响，采用有特色的地方建筑形式"中国式建筑"，"中国式"包含了模仿各地区各类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从基督教建筑来年，其"中国式"一般受所在地区的建筑文化环境制约而采取有特色的地方建筑形式，以与当地建筑环境相融合。如江浙一带的"中国式"较多模仿江南园林及居民形式，尺度小巧，小瓦屋顶，层角起翅，甚至采用白粉墙等；福建的一些"中国式"采取了闽南风格的屋顶，正脊弯曲，屋角及正脊两端翘起；宁夏某些天主教堂受到当地回教清真寺造型影响，而采用了清真寺的立面构图；台湾及贵阳的一些教堂建筑则有以富有当地特色的传统建筑的封火山墙作为正面入口并使用当地的砖瓦材料。 ②传统建筑的坡屋顶形式是"中国式"建筑模仿的重点。20世纪前后建造的一些基督教建筑，墙面大量采用"殖民地式"的拱券造型，建筑材料用红砖或灰砖，上部却以新结构模仿中国传统屋顶形式。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了中国式的教会大学及一些教会医院，如北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这些校舍及医院着重以模仿中国宫殿式大屋顶作为表现"中国式"手段。 ③"中国式"教堂是基督教堂建筑的新品种。19世纪基督教教堂已有了确定的型制。传教士在中国建造的教堂以照搬或模仿西方教堂式样为多数，由于19世纪正值西方建筑界折衷主义建筑思潮盛行，因而这些设计多以折衷主义的形式出现，一些教堂以西洋式构图及造型为主并加上中国传统建筑的局部构件或细部处理，可称之为中西混合，并有一些教堂的设计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满足了宗教要求，创造出"中国式"基督教堂。以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为例，其平面为十字型，两侧廊做成单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侧窗，立面造型包括室内装修采用了中国传统形式，"教堂入口开在硬山山墙上，作成中国式住宅大门式样，外墙全用青砖筒瓦"，很明显，它是基督教堂巴西利卡空间型制及拉丁十字型平面与中国传统立面造型相结合的结果；此外，如贵阳天主堂，其主立面以中国式的五重檐塔为构图中心；青海大通县天主堂采用歇山式宫殿大屋顶，入口处设竖塔，塔顶亦采用歇山式；北京王府大街救世军教堂及四川道孚县天主堂等亦属于这一类型。 这些教堂并不是简单地在西方形式上加加减减、局部添上中国建筑构件，而是基督教堂传统型制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有机结合产物，是以宗教要求为基础进行的设计创造，它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特殊产物。尽管中国式教堂并没有象罗马风、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教堂那样形成完备的风格，拥有大理的实物，但它毕竟在基督教堂的一类新品种。 三、基督教建筑"中国式"之原因探讨 从地理的角度看，喜马拉雅山作为一大屏障将长江黄河流域地区与从恒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在地区截然分开，一边发展着以儒学为主系，儒、道、佛相互渗透的儒教文化体系，另一边则被"神"抽控制，成为神学的世界。十六世纪中叶，传教士沙忽略、罗明坚、利玛窦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实际上带来了位于另一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性接触，并开始了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渗透。当一种完全异质异源的文化要让拥有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人接受时，必然产生排异性。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明朝的耶稣会传教，还是近百年的近代传教都遇到了这种排斥作用，正是这种排异性，促使基督教会在中国改变了在其他与基督教文化具有近亲关系的文化地区所采用的传教方法，而采取"适应"，"融合"，"怀柔"等传教策略，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立足并广为传播。基督教的"中国式"建筑正是这种传教策略，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采取"中国式"建筑，使教会在物质形态上更接近居民，最终在心理上、精神上用基督精神征服居民。然而，并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拥护这一策略，并且在各个时期普遍受到重视程度及必要程度变有不同，因而，基督教新建建筑采取"中国式"与否因人因时也表现各异。 （一）利玛窦的中国式教堂其实模仿了中国传统书院讲学之所 1595年之后，利玛窦在南京、南昌及北京没有建造教堂而只购买了中国式房屋作为传教场所，这是与他想借用儒家书院讲学的形式进行传教的思想有因果关系。 利玛窦的适应融合传教论受到明清间大批在华耶稣会传教土的效法，并也作为一种传统因素影响到19世纪开始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第四次传播。 （二）连续不断的"教案"促使会采取怀柔感化政策，基督教建筑采取中国式样也成为手段之一。 19世纪40年代前后开始来中国的传教士不同于明清间耶稣会传教士，由于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及殖民者的撑腰，更多传教士显示出一付征服者的姿态，霸占土地、包庇教民、干涉内政等卑劣行径激起连续不断的反洋教教案。对于教案，教会一方面要求赔款、依仗官方干涉、以武力恫吓及战争予以报复，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而采取怀柔感化政策，发展慈善事业，扩大教育规模等即为其措施，新建基督教建筑以及毁于教堂的教堂重建，采用中国传统形式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具体手段。 （三）"孔子加耶稣"的融合传教思想被确定为基督教在华教战略方针，20世纪前后新建基督教建筑不同程度采取"中国式"。 经过各地连续的教案，以及逐步对中国社会及其精神支柱儒家学说的研究，多数传教士认识到"要使基督教广泛传播，必须排除来自传统儒教思想的阴力"，因而进一步探讨了基督教与儒教职工的结合，结果使"孔子加耶稣"的传教思想更趋完备。 随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进一步提高，本世纪20年代，基督教及天主教思想上组织上也进一步中国化。 综上所述，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的出现是传教策略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种传教策略是因基督教传播爱到排斥作用而由传教士所采用，这种排斥性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文化与的基督文化的异质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0a3a4325e0e7cd184254b35eefdc8d376ee1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