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佛学史意外收获 前一阶段，把以前读过的几本佛学史搬出来再读一遍，有陈寅恪的，和汤用彤的，还有任继愈的。说实话，任继愈的真叫人读不下去，因为全书充斥了牵强的阶级分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佛学史，真叫人哭笑不得。不过想想也是，任继愈是冯友兰的女婿和得意门生，但是任继愈能够“大义灭亲”地站在批判冯友兰的第一线，从而得到毛泽东的格外青睐，誉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人物。这样的人写出这样的文字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令我十分意外的是，一代学人陈寅恪先生的书里，也有着阶级分析的影子，这就叫人费解了。陈寅恪先生出身名门，治学严谨，学养之深厚，举世罕见，其人品学问为学界所共钦。怎么他的佛学研究也会渗透着阶级分析的观点呢？ 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学者身上。近日重读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和《明末清初党社运动考》两书，也发现这样的问题。他对李自成、张献忠总是只说好话，讳言其破坏力。而对士大夫，往往先定性其地主阶级阶级立场，再分析其他。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学术著作的共同特色了。相反，像汤用彤先生这样避而不谈阶级斗争的文章反而是罕见的了。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这就是那个时代学术界的主流。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真的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吗？不是的。我在插队的那几年，也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因为我对历史感兴趣，所以特别注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方面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之一，其精髓就是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个演说中这样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点，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以上这个著名的长句，就是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性的文字。简言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所谓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但是为什么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变成了“阶级斗争为纲”了呢？这源于毛泽东的历史观。毛泽东有句著名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还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衍化为“文革”时的一句时髦的话，叫做“七斗八斗，斗出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是注重历史研究的，他一生读《资治通鉴》不倦。他要把自己的历史观影响整个学术界，所以就有了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为代表的“通史派”的出现和走红。而“通史派”最鲜明的共性就是以农民战争作为历史的主线，而不是毛泽东蔑称正史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经过了整风、“反右”等一系列的“思想教育”，除了一些被打倒的“死硬分子”，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流思想，这就是解放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真是写照。我们不妨认真读一读巴金老人晚年的《随想录》，这里能够看到他们这个代知识分子的真实想法。巴金老人仅仅一个“同路人”，尚且在努力“紧跟”。何况如老舍，如吴晗，如任继愈那样的座上客。这样一想，那个时代的学术著作都有着阶级斗争的印记，也就是天然合理的了。 我庆幸我们这个代学人有更加自由发表见解的空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1530df725284b73f242336c1eb91a37f01132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