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考古学的产生——从意大利收藏热、西方古器物学到“三期说” 考古学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在欧洲首先出现的。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相应的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考古学就是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而在欧洲出现的。 一、意大利收藏热 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兴趣，从而开始搜集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碑铭，意大利、希腊人以及在希腊、罗马地区的旅行者是这一古物学新阶段的先行者。 十五世纪后半期在意大利兴起收藏热潮。教皇、红衣主教和其他显贵把自已的别墅装点成古代艺术的宝库。在这种收藏活动之外，私人的发掘也出现了。 早期收藏的罗马时代古物流散到了威尼斯、马德里、巴黎、幕尼黑等地的博物馆中。意大利的古典研究始终不绝如缕。所以在十四世纪，它率先在文化领域中打出了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掀起一场波及全欧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在运动的高潮中，人文主义史学应运而生，近代欧洲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识从此开始。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古典著作的搜集、校勘与出版。人文主义对古典世界的认识主要是从搜集、阅读古典著作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1304—1374）与波基奥·布拉乔利尼（1380-1459）。彼特拉克利用自己在各城市游览的机会大量搜集、购买古典作品，有是亲自动手抄录。使西塞罗写给其友人阿提库斯的书信和李维著作的某些残篇被人所知。波基奥·布拉乔利尼更是深入各地的修道院中，搜寻各种古典作品的手稿。许多古典著作都依赖他才得以重见天日，如西塞罗的8篇演说词、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昆体良的《雄辩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等。 十五世纪，随着人文主义影响的扩大，罗马教皇的世俗化和教廷的意大利花，罗马教廷也开始大量收集古典著作。人文主义从教会得到这些手稿以后，须对其进行校勘。恰值此时，印刷术在欧洲得到广泛利用，从而扩大了古代文化遗产的影响。法国的G·波德、尼德兰的R·古斯曼（后改名为阿格利克拉）、李普塞、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人通过收集和严格校勘，甚至是进行翻译，使欧洲人开始用惊奇的眼光看待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第二方面就是古物学的兴现代考古学是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他的理论支柱是北欧的汤姆森等提出的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依次相继的三期说。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只关注到收藏古董，。在当时的意大利不仅保存了希腊罗马的大量文献，还有许多的古迹。十六世纪以后意大利的上层争相收集古物，有些人开始发掘古迹，但是他们关注的大多是古物和财宝，所以导致古迹破坏严重。一些意大利人开始兴建博物馆，以便于把这些古物进行保存。这一时期也有些人开始关注到古典考古，收集大量的碑铭。学者们开始用这些碑刻和遗迹做史料，如比昂多久以此写了《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古物学的兴起和古迹在史著当中的应用可以被看做后代考古的萌芽。第三，历史著作的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彼特拉克模仿普鲁塔克写的《名人列传》、《论著名女性》，薄伽丘的《神谱》，比昂多《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罗伦佐·瓦拉对“君士坦丁的赠赐”的批判。十六世纪出现了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目的的史著，以马基雅维利的《论提图斯·李维历史的前十卷》最典型。此外还有G·波德、J·斯卡利格尔、埃特因·道尔等人也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第四，新视角与新方法。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几乎是对史料不加批判的利用，文艺复兴后期，批判史学开始萌芽，罗伦佐·瓦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二、西方古物学 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关于人类及其文化的进化论思想还缺乏象地质学那样的实证的历史学解释，缺乏地层学所赋于的时间深度，时代呼唤一门新的科学。史前古物学就是在这一进化思想的时代氛围中，逐步冲破创世说的制约，并从地质学中直接衍生出近代的史前考古学内容与方法。而发展过程中的史前古物学、史前考古学发现，同时也为进化理论最终战胜创世说提供了更多的实证依据，铺设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在17世纪前后的100多年间，西方社会古物研究之风盛行。这种研究风气最早始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当时已有经王室慎重任命的古物学家。古物学向来被认为是考古学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考古学在自古物学中脱胎而出的过程中，还获得过另外一些强劲的助力，例如浪漫主义运动、希腊古物的发现和自然科学的进步，都起到了缺一不可的重要作用。有了古物学的基础，又有了新发现的大批古物；有了更新的精神追求，又有了新的研究方法，考古学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从古物学发展到考古学，发挥最关键作用的应当是地质学。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判明埋藏堆积年代的学问，它很自然地被移入考古学，自一开始便成了考古学的一大支柱。有学者认为地层学的引入，是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没有它便没有近代考古学，可见地质学对考古学贡献之大。 地层学植入考古学，发展成为考古层位学。地层学一开始便对考古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它被用于判明19世纪初发现的人类骨骸、石器与绝灭动物的共存关系，而且帮助研究者认定这些遗存的年代十分古老。在此之前，欧洲发现的一系列古人类化石没有得到承认，主要症结就在于没有引入地层学。古物学没有办法真正解开古代遗物的编年疑难，这疑难在考古学出现之前被形容为一层“穿不透的迷雾”。史前考古学的开拓者，19世纪丹麦的拉斯穆斯·尼厄鲁普教授在哥本哈根筹办一个博物馆时，就曾苦于无法确定许多古物的年代，他十分感叹地说：“落在我们手中的野蛮民族的所有遗物都裹在一片迷雾中，它们的时代我们还无法度量。可以肯定，它们的年代可以早到纪元初年，但是早一两年，还是早一两百年，甚或是早一千多年，我们对此只不过是揣度一二罢了。”如此的无可奈何，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体会得到。 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德国人亨利希·施里曼首次运用层位法发掘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古城，这是考古层位学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它被认为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当大量庞杂的出土物摆在研究者面前时，受近代生物学的物种分类学的启发，古物学的分类法则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类型学，于是近代考古学就又有了另一个方法论的支柱，逐渐走上了成熟之路。类型学在一开始就运用得比较成功，为重建当时尚不明晰的人类史前史作出了贡献。 三、“三期说” 北欧古物“三期说”实践不但成为近代考古学中类型学的直接源头，而且开创了通过实物遗存阐明人类文化史的考古学的宗旨。 “三期说”最初出现于丹麦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说明，这一在考古学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的产生，要追索到具有“史前考古学的第一个开拓者”之誉的拉斯穆斯·尼厄鲁普教授。他建议成立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通过实物收藏及研究来认识史前史，要求突破那种将史前古物简单地归为野蛮人的创造对史前时期没有年代顺序和分类的笼统认识。 三期说的创造者——汤姆森 1813年，韦代尔—西蒙森在《概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中，写到：“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居民所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起初是石质与木质的，这些人后来学会了使用铜„„然后才学会使用铁。他们的文明史可以分成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它们之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f0ce64e3968011ca30091b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