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流行音乐文化的批评与反批评 论文关键词：批评 文化工业 大众音乐 流行音乐 爵士乐 摇滚乐 论文摘要：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现象和流行音乐文化进行过尖锐的抨击，本文概略集中了其中一些批评言论。同时也注意到德国学者彼得・维克、美国学者富兰克・遨罗等人与其相反的言论。世界流行音乐大潮就在学者们的这种批评与反批评中按自身的运行轨迹发展。 20世纪以来，对“文化工业”、“大众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被国外很多音乐社会学学者摆放到明显而突出的位置。1991年英国出版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W.Adomo，公元1903年一1969年)的《文化工业》一书。本书集中呈现了阿多诺生前对“文化工业”现象和流行音乐文化的尖锐抨击。这种抨击的音乐社会学依据是“文化工业”现象和流行音乐现象所导致或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文化工业，( culture industries)，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也是流行音乐的代名词。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锅大杂烩，并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所以才是文化工业。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密的技术效应的配合上，大事张扬带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将情感纳人统一的模式，纳人巧妙包装的意识形态。使人的个性无条件地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和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文化工业是一场骗局，是一场虚伪的承诺，是一幅可望不可及的虚假的快乐图画。文化工业用虚假的快乐骗走了、偷取了人民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潜能。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一种反启蒙的效果，就像霍克海默或我注意到的那样，本来应当是进步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却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的侄桔。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这些个性本来是很明智地为自己作出判断和决断的。” 早在1944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M.Horkheimer)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就认为文化工业的作用是麻痹社会人的心灵，并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的秩序。而这被强制灌输给大众的秩序，就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文化工业是用谬误替代真理，它俘获了大众的心灵和意识。在渗透着权利结构的文化工业面前，阿多诺认为大众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毫无疑问文化工业就是削平个性，腐蚀大众意识的东西。《启蒙辩证法》中说:“文化产业的地位越是巩固，它就越是能概括消费者的需求，文化产业生产、掌握、约束、甚至调节文娱消遣作品，因此为文化进步广开门路。……但是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意。但是因为这些娱乐消遣作品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消费者已经变得愚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包括极无意义的作品)的苛求，按照它们的限制来反思整体，这种盲目的心满意足情况才会出现。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以权谋私的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的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 在流行音乐方面，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纯粹是文化工业的商业产物。为此，流行音乐有两个本质的特点:一是标准化，二是虚伪个性化。流行音乐有一种追求，那就是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采用所谓的“技术效应”。标准化是指流行歌曲有共同的相似模式，标准化表现出来的是文化工业的运作，已在它生产的音乐中吞噬掉一切独特的、独创的和原生的成分。虚伪个性化是指它们之间伪装地、假想地出现的一些差异。虚伪个性化则是埋下一个陷阱，将本质上毫无个性的东西巧妙地包装起来，这种“包装”，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把戏。阿多诺称，他对爵士乐，甚至更具有一种恐惧感。他说，“爵士”(jazz)一词，使他想起德文词中的“猎狗”( hatz )，联想起一群猎狗张开血盆大口，杀气腾腾地追逐一只在劫难逃的小动物。他指出，爵士音乐不是在表达解放，相反，是鼓励被异化的个人认同它的文化现实。它没有超越异化，而是强化异化，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它是用集体代替个人幻想的假民主，其即兴式的演奏亦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基本形式，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伪个性化。如果说爵士乐中还存在什么可否定因素的话，那就是一种“性”的信息。但阿多诺讽刺地说，这种“性”，也是经过阉割了的。 阿多诺从社会生活的原因中寻求答案。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的生产和消费是齐头并进的。大众对标准化产品的消费，说到底也是源出于他们所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标准化、机械化和重复化的枯燥性质。对此阿多诺说:“生产过程的力量跨越了表面上显得‘自由’的时间空间。大众需要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商品，是因为他们的闲暇固然是工作的一种逃避，但与此同时又是如出一辙，笼罩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世界中，无一例外地造就了他们统一的心态。流行音乐对放大众来说，永远是一种公共汽车司机的假日。” 但是，另一方面，德国学者彼得・维克(PeterWicke )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摇滚乐的美学与社会学思考》则与这类批评针锋相对。作者从社会学、美学的角度肯定流行音乐现象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作者提出了“摇翻贝多芬”、“庞克反叛”的命题，并指出，“‘披头士’的一夜成名，为20世纪的音乐文化带来最根本的转变”，“唤醒了一种新的艺术的自觉，让我们不能以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就一口咬定商业行销必然就是言之无物”。美国学者查理・布朗( Charles T . Brown ) 20世纪90年代中出版的《摇滚乐艺术》一书，也从文化发展和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20世纪中期起源于美国摇滚乐至今已传播、发展到全球的深层社会原因。作者在书中指出，“摇滚乐最初是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但是它很快就采取了反叛姿态”，“政治是摇滚乐者反叛目标最明显的对象，尤其是在保守势力抬头或政治使年轻人陷人忧患(越战)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赛门・弗锐兹( Simon Frith)出版《摇滚乐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Rock)一书。作者以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摇滚乐所面对的复杂的工业、商业、科技体系和传媒环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作者本书写作的目的，是肯定摇滚乐，提升摇滚乐的艺术档次。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我企图撰写这本能同时对完全不听摇滚乐的社会学家和完全不懂社会学的摇滚乐迷产生意义的书，而这份成果必然会同时激怒这两种读者，但我的目的是要教育他们。”摇滚乐社会学》的全部内容，已完全表露出研究者的这种意图:对津津乐道于抨击摇滚乐者，本书向他们说明，摇滚乐的艺术和社会生命力，绝不是靠一些简单的政治批评概念如“帝国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能够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2000c075427a5e9856a561252d380eb629423d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