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丕尔《语言论》的文化观点与语言理论研究 关键词:萨丕尔;汉语文化;语言理论一、语言的本质与语言文化功能的确立 萨丕尔在最初的章节阐明了其语言哲学的根基,即语言不是本能的行为而是社会的习俗。从其论断“言语是一种非本能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1]17”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突出强调语言的“文化功能”是萨丕尔与众多语言学家的明显区别。作为美国人类学家和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美国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社会语言学家、描写语言学派、历史语言学家,萨丕尔善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不同的角度探讨语言。 萨丕尔的学术眼光范围广阔,因为涉及了众多学科因而具有相当深度的前瞻性,他通晓多国文字,在《语言论》一书中,他提到的语言即达60种以上,以汉语为例提到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这在西方语言学理论论丛中非常罕见。他的兴趣广泛,对美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文化与人格等都有深入研究,因此,将这众多领域的知识尽收眼底,学科内容兼容并蓄使萨丕尔最终总结出文化因素是解释语言变化的关键所在。在《语言论》第一章的最后,萨丕尔认为“语言只是声音符号的习惯系统”,后来又提到语言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工具”。这两个定义结合在一起全面概括了前人所认识到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以及“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两种观点。这不仅为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拓宽视野,更是重新为语言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根基。 萨丕尔关于语言本质的观点带给汉语语言文化研究的启示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学科那样追求单纯的客观性与结果的唯一性。在人文的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以广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来不断寻求并提供汉语认知世界的多维角度与思考方式。 二、强调语音模式与语音模式的界定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提到,语音模式有它的心理基础。他认为在表面的语音系统背后,“还有一个更有限制的‘内部的’或‘理想的’系统”,表面系统的语音可以发生变化,内部的模式却不变[1]48。萨丕尔的论断充分说明,一个语言的语音事实是受制于一个结构模式的,言语的语音模式或言语的语音过程,不是仅用简单机械的感觉或运动这类纯物理的方式就能解释清楚的。 萨丕尔经常以“心理”、“意识”、“感觉”这类概念来表述音位观念,我们认为他这样做所引入的心理主义方法十分恰当,也符合汉语语音的特征,有助于汉语语音格局的界定与确立。当机械物理描述和逻辑辨析不能对纷繁复杂的语音现象起到说明作用,“心理”、“意识”等这些稍具模糊性的术语却能够准确把握住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边缘决定因素,这正是一味强调纯生理、物理特性的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观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纯科学手段并不能完美解决任何问题,对于汉语言的语音现象的分析尤为如此。 作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承者,萨丕尔也认为语音需要有一套可描述和分析的规则可供操作和参考。各种语言在语音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有时候这种差异似乎带有一种不可琢磨的、令人迷惑的东西。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上海方言中比如“笔”这个塞音,让一个中国北方方言区的人来学习,不费一番工夫是学不像的。又比如名字之中“王晓玲”的发音与单独“晓玲”的发音,其音调有着微妙且明显的差异。 语音往往一种带有迷惑性质的差异,使得“我们所以难于相信可能发出的语音的范围达到无边无际,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关于把语音认做一种简单的,不能分析的感觉[1]39。以上的例子,恰好就说明了“人不能极端自由地动作,而又选择得百发百中”。一种语言对于语音的选择,这本来可能是主观的,但是沿用下来,便影响到了客观存在的发音器官,使得我们不能再不费力气和时间便能毫发无差地去发其他语言中那些“古怪”的音。但无论差异是如何的大,我们总是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来对看似是不间断洪流(flow)的语音进行描写。所以,音位是天生为多变的语音而被设计出来的。萨丕尔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研究语音而提出了音位的概念。这好比是面对一张平摊着的巨大的渔网,当我们不可能一把囊括所有的涉及平面,我们只能以点带面,抓住主要的几个点,以求能够有条理地拿起这张巨大的网,而这些个“点”,就是音位。社会性所决定的心理价值是此脉络的核心,这符合逻辑实证主义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也是萨丕尔提出音位理论的原动力。 在定点的确定问题上,萨丕尔牢牢抓住了语音的心理价值与社会性,对语音进行了客观的共时描写。能说明问题引起差异的“点”才有资格称为音位。萨丕尔关于语音的认识思路可总结为以下过程:语言机构的发音能力和发音数目是无限的→每种语言都对发音数目进行选择→选择造成不同语音在人心理上造成的差异→固定位置上具有特殊心理价值的语音,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产生“游移”,如语流音变、方言等→超音段音位的选择→最终语音结构的形成。 三、重新认识语法概念的区分与语言思维的关系 萨丕尔准确区分了四类语法概念:基本概念、派生概念、关系概念以及纯关系概念。在他所作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萨丕尔在语言学研究中,虽然采用了大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最终在语言格局的描写中还是偏向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核心,当然这与他在分析归类的时候所取的材料绝大部分是西方语言是有必然联系的。 在以上四个语法部类中,萨丕尔没有提出自己完善的术语系统,也没有对具体分析的方法和手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语言论》主要采取的是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语言,采用了心理主义的分析方法,在书的前言中说:书里很少谈到语言的最终心理基础,在引用某些语言的实际描写材料或历史材料时,也只能以能够阐明原则为度。因此,萨丕尔在书中并未深入地谈论语言的心理问题,也对此并没有十分深入的研究考察,若能对语言心理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或者详列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或许我们后人便能够对汉语的深层文化含义有更深的了解。 四、独特的语言类型分类 萨丕尔根据他确定的四类语法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的表达方式来给语言区分类型,以此来取代按形态将语言分类。这样的方法显然带有人类学的特点,即在一个整体的高度来同时观察各种那个语言的情况,将各种语言都兼容并蓄在同一个视野之内,而不是以一个特定语言的视角来看待其他语言。所以我们既能说特定的人类学方法完成了这样一件令人信服的语言分类工作,也能说这个语言分类工作的本身促进和成全了萨丕尔人类学视角的研究。 我们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重新认识汉语较为妥当。首先,没有一种语言仅仅是单纯的类型,事实上每种语言往往可分属几种形态类型。各种语言分布排列在拥有两个极端的轴上,这样的描述显然比单纯的语言类型要精确贴切得多。而且,这个分类方法适于制作“语言地图”,即在地图上注明一个语言区内语言的类型特点,此举可以将某一范围内的“语言地图”直观展现出来,这对于显示汉语各种方言的交互影响、地理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以及汉语的方言亲属关系分布都具有明显优势。 在语言分类的这一章,萨丕尔最令人注目的论断是:在语言类型上分先进和居后更是荒谬的,“每一种语言都像有一个基本规划或固定的体裁。语言的这种类型或规划或结构‘本性’,这比我们所举出的任何单一现象更是根本性质的”[1]127。如果没有萨丕尔的人类学角度,那么语言学但从自身的逻辑和结构观点出发可能永远不能追寻语言背后普遍的规律。西方语言学自然只认为西方的语言才能够被分析和描写,不符合西方逻辑的思维方式便称之为逻辑缺失不是明智之举。长期浸淫在特定视野的语言格局内,人们也许便遮蔽了对其他文化存在的认识。增加了对比差异便会突显文化观念,而借鉴萨丕尔的观点,我们或许有机会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反思独特的汉语语言,并以全新的眼光来描写和分析。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李延福.国外语言学通观[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d9fcd2bb62acfc789eb172ded630b1c59ee9bd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