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及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一) 从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部分的语言学理论都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而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根据的却是完全不同于汉藏语系的印欧语系，况且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研究从传统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再到转换生成语言学，已逐步走上形式主义的窄路。因此，盲目地模仿西方语言学建立起来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与汉语本身的矛盾日益激化，指导汉语研究与教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汉语语言学在社科领域倍受冷落，大学的汉语课也少有人热衷，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落入低谷。发现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键区别在于，西方语言有明显的形态特征变化，而汉语最根本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并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符号系统。它的多种结构系统：词义结构、音韵系统、文字符号、语法构造、修辞方式等中都浸润着浓郁的汉文化精神。因此，中国文化语言学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近年来，在一大批专家学者不懈的努力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国语言学里的一个热门学科，并逐渐形成四大学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文化参照派，在语言观上持一种多元看法，认为语言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具有开创意义；以陈建昆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派，具有新的思路；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派，在民族文化心理层次上把握民族语言特点的分析方法，无疑比文化语言分析方法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冲击力；以刘焕辉为代表的交际学派，注重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的运动状态、结构规律、交际功能，研究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基本规律，另辟蹊径，颇引人注意。 爱德华·萨丕尔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对于语言的制约性是显而易见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的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文化对于语言的制约，也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方式，二是表达范围。而语言也时时刻刻忠实地折射着文化的内涵。文化固然对语言有着相当强的制约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语言也无时不刻地在影响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文化。文化对语言的制约或者说语言的表达及其变化发展对于文化的依赖性上已有详尽的例子。正如爱德华·萨丕尔在《语言》所提出的那样，“语言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衡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浸透了文化内涵。况且使用语言的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创造者，又可以说是文化的产物，自然不能摆脱文化的制约。所以萨丕尔强调说：“某种特殊的集体心理品质形成了某种文化，而这品质又无关某种特殊语言形态的成长，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吗?” 文化依赖于语言，语言推动着文化的传播，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语言，它构成了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与文化由于它们之间相互制约，又互相依赖、互相推动发展的关系，如果脱离了“文化”概念，深入的语言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文化的研究离开了语言，将会同样地产生理论上的缺憾。还在十九世纪初，西方语言学者们就开始关注这个新的领域了。拉斯克(R.Rask)指出“若要知道史前期远古时代民族的起源及其亲属关系，那么就没有比语言更重要的材料了。”格里木(J.Grimm)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语言也是我们的历史。”从此以后，文化语言学逐渐成熟起来，开拓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从根本上来看，任何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因而都具有人文性这一本质属性，但人们对语言的性质至今仍没有研究透彻。我们认为，语言的性质是多维的，至少应该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即生物的、物理的、信息的、人文的，其中尤以人文性最具语言学的社会学特质和文化学的意义。当近代传统文化发生危机时，首当其冲的也正是封建文化载体之一的传统小学。为“法先王之道”而识字通经的指导思想贯穿着近两千年的汉语研究。这种浓厚的人文性正与中国人注重向内探求、注重认识自身、完善自身的内向型文化有牢不可分的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开宗明义地谈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可见古人早有清醒的认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5131f71a7c30c22590102020740be1e650ecc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