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园三诗人是指中国现代派诗群中三位杰出的现代主义代表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从诗歌流派整体分类上看，汉园三诗人属于中国现代派诗群。1936年3月，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丛书之—的《汉园集》出版了，在诗坛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汉园三诗人的名宇便确立下来，以其经久不衰的赃力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三颗年轻的心灵的美丽与新鲜。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口号"文协"还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中国新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 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 国防戏剧：在国防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革命戏剧，是左翼戏剧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新高潮来临后的扩大和发展。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急，民族危机深重,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致力于改善和加强对革命文学和戏剧运动的领导。1936年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并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也宣布解散，转而组织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戏剧界联谊会（又名戏剧界俱乐部，由章泯、赵丹、金山、陈鲤庭等负责）和上海剧作者协会（由张庚、周钢鸣负责），提出国防戏剧口号，以广泛团结爱国剧人，开展救亡戏剧活动。同年 2月，上海剧作者协会制定并发表《国防剧作纲领》，规定国防戏剧创作应以揭露日寇的残暴、批评一切不利于抗日的思想和言论、歌颂群众的抗日情绪和行为作为主要任务。嗣后,协会成员创作出大量国防剧作,分别刊登在《光明》、《妇女生活》、《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戏剧时代》等杂志上，有力地推动了国防戏剧的演出活动。国防戏剧作品如于伶（尤兢）的《回声》、《汉奸的子孙》、《撤退赵家庄》、《浮尸》，洪深的《走私》、《洋白糖》，张庚的《秋阳》，夏衍的《都会的一角》、《赛金花》等在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剧场、工厂、学校广泛上演。其中《赛金花》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首演，连演20余场不衰,观众达3万人次。在南京演出也深受欢迎，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演，造成轰动一时的“《赛金花》事件”。“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防戏剧发展为抗战戏剧运动。 沈从文与张爱玲 如果说文学研究有神话之说,那么继鲁迅之后,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个最大的神话无疑是沈从文和张爱玲。沈从文和张爱玲一北一南,一京一海,他们的文学命运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是北方文坛领袖,文学创作处于高峰时期,但在1949年以后一直默默无闻,退出文坛,。 遗世独立的张爱玲。最早，接触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未见其文就先闻其名，在读过她的几本书之后，觉得她的文章犹如她本人一样，特立独行、冷漠生僻，像一朵历经千年风尘的百合，冷眼看世界，冷眼过人生。在她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只有无尽的荒凉。张爱玲的散文，差不多篇篇尽言自己，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谈自己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轻轻巧巧，看似随意，甚至有点漫不经心，就把一幅人生写真图摆在你面前。她确有毋容置疑的过人才华和令人瞩目的显赫身世，这些既是她成名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她性格偏差的重要原因，也成为了她的文章不能突破的禁锢。正如她在《天才梦》中对自己的评价一样：“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 细腻质朴的沈从文。沈从文的文章和人生一直与他的家乡湘西凤凰息息相关。也正是有了他的存在和他的文章才使得凤凰这座小镇古城，成为许多人魂牵梦萦的地方。沈从文十几岁便离开家乡,但他的心灵和笔触却始终与湘西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曾不堪精神折磨两度轻生,在他昏迷之时,仍然恋恋不忘要回到湘西，可见湘西山水和人文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用最细腻、最感性的文笔描绘了湘西的质朴和原始。个人觉得他写得最好的文章都收录在《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里面，其中多是他往返湘西途中与妻子张兆和的往来信笺。他沿着湘西的河流，边走边写，边写边画，所写所画都是身边的小景、小事和小人物，娓娓道来篇篇都是真情实感。他在《湘行书简》里写到：“我赞美这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通化„„..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的，不是某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他的散文都是从小处着手，一个人、一条长街、一个河滩、一条小船、一首橹歌，展现的却是整个湘西。 人性的建构与解构——沈从文《边城》与张爱玲《金锁记》比较分析 收藏本文 分享 《边城》和《金锁记》是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代表作。《边城》在牧歌般的边城里书写着略带忧愁的人性之美,《金锁记》则以冷静务实的面孔在污浊的十里洋场恣意挥洒着对生命乃至时代都无可把握的苍茫与荒凉,暴露着人性之恶。一个建构人性,一个解构人性。沈从文沿着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路子,继续以文学作为疗治民族精神痼疾的手段,以文本展现湘西一隅,远离都市的人性之美,希望“重造民族品德”;而张爱玲则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以苍凉的笔触暴露出都市平凡人的人性之恶,更多透出的是市民生活的世俗气息。两位大家对人性的不同书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以及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个性气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人性之美与人性之丑1.《边城》的人性之美。《边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边城世界中人们的生活、情感与价值观,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与自然和睦共存,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旋律,小说传达的是一种人性之美的赞歌。首先,人性之美美在人性淳朴之美。作家笔下的湘西人民是真诚而善良的,老船夫、翠翠与黄狗、渡船相依为命,平淡度日。渡船为公家所有,因此过渡人不必出钱,而当有人心中不安,偏要给钱时,老......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08e8e48f7ec4afe04a1df4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