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之道 张 炜 我看过蒲松龄的画像，彩色的，坐在大圈椅子上，穿了官服，一绺胡须。他希望留下一个官的形象，尽管一辈子求官不得。据说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就是刺向官府的，寓意极多。求官不得，又发现官坏，就刺官。 他离我们很近，所以关于他的行迹考证起来并不难。山东一带是他生活的地方，所以去的地方也比较多。他还曾到南方短期生活过。崂山上，太清宫面南大殿，左边的厢房就被指定为蒲先生当年写书的地方。这个厢房阴气甚重，方砖铺地，小桌卷边，很有些特色。 我已经去了崂山许多次，每一次都小心地探着看那个小厢房。里面有浓烈的香味和烧纸味。这气味传达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但非常熟悉。我并觉得有多么浓烈的宗教气息；相反，一种世俗的、底层的感觉，一种迷信状态，总是在烟火里环绕着。真正的宗教并不完全依靠迷信支撑，相反，它总是由求知的主体来确立。宗教离开了科学与思辨，也就开始变质。 蒲松龄的书总由极多的矛盾所交织，并不像一些研究者说的那么简单和纯粹。他们说他是借说鬼道妖来刺贪刺腐。其实他的兴趣分散得多，思想也芜杂得多。思想芜杂得多。比如对待官场，他的态度就有羡与嫉，有恨有鄙，更有些不可割舍的情结在。他是一个迷信的人；而迷信，与我们现在讲的“宿命感”又有不同。迷信是一种更简单的、更浅直的思维。总之他是一个非常民间化、底层化，非常世俗化的文人。他是个文章高手，但又仅仅是个乡下秀才。他的境界还停留在乡间秀才的水平上，这又与他极高的文字技巧与修养不太相符。 其实这现象古今皆同。当今文场也是这样。不少人在走“大俗大雅”的文路。这样做不是深得文章之道的结果，而是囿于各种条件走不出自身屏障的缘故。这样的道路也只能“大俗”，并由此获得自身的生命力。但这样做到了极致，往往也只是第二流境界。因为这样做其实只是“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混合物。而第一境界常常由“美声唱法”或“民族唱法”才能到达。因为手法本身也需要一种纯粹性。 蒲松龄之道，是松驰就便之道。 我从浓浓的烟火气中，真实地感到了这位说狐的高手。小桌冷清，冬天会格外艰苦。想一想这里的寒夜，烛光跳跃，老先生勉强握住一支毛笔，写出自娱的文字。一个失意的秀才如果没有自娱，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 从崂山的写作厢房再回头看淄博故居。那里的陈设也像一个庙，那里面供的是蒲先生。 有这样的屋与人，才有那样的文字。这样的文字有别一种色彩。乡间隐秘都从他的笔底透露，各等传闻也都由他转述。他是一个民间故事的搜集者，也是一位整理者。他在记录和整理的时候并不那么忠实。因为他总顺着自己的心愿改写一二或大部。好在那些传说的精神仍然完好地保留了，这又构成了他的文章之魂。他的全部文字，其实正是以这样的民间魂魄来传世，来不灭。 中国民间喜欢迷信。如果想在民间畅通，一个文人就要装神弄鬼。蒲松龄的可贵处是他并不太装，而是真信鬼神。这又有了一份纯洁和简单。他的故事的魅力，自此也就滋生出来。这样，他既有了平凡的一面，同时又有了民众喜欢的一面，二者得到了相当好的统一。 《崂山道士》一篇流传甚广，也是他的作品中较易诠释的一篇。故事生动，新鲜，而且发生在一个道教圣地，人们可以具体地指点言说，进一步地生动。还有一篇《香玉》，就是写太清宫的白牡丹和耐冬——它们变化的仙女。 我在崂山上看到了仙风道骨的人。他们就是道士。蓝衣、黑冠、白袜，裹腿。走路时双手轻甩，灵动生风，有些爽气。看着看着想起了蒲松龄笔下那个又荒唐又不起运的年轻道士，心中一笑。当年蒲翁真的在此定下了这个奇妙的传说吗？不敢轻信。不过他来过崂山，并多有流连，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4274b625ff7ba0d4a7302768e9951e79a8969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