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不仅有中华第一龙还有中华第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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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不仅有"中华第一龙"还有"中华第一虎"

濮阳蚌塑虎是“中华第一虎” 史国强

19878月,“中华第一龙”及其复合的众多古文化遗迹在西水坡相伴出土,使刚刚建市不久的濮阳市迅速蜚声海内外。继尔,经过近30年对“西水坡文化”(权且如此说)等的多层次、多方位研究,使濮阳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的地位不可摇撼。可是很难否认,这其中“蚌塑虎”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恰恰是我们研究的短板,往远里说是不该忽略的重大课题,其重要性甚至比“蚌塑龙”并不逊色多少,或者说互有轩轾,可以媲美。

说到虎,可谓妇孺皆知。在中原地区,人们称之为“老虎”、“猛虎”,文艺作品中称为“大虫”。 在动物学分类上,属于哺乳纲猫科动物,是猫科个体中个头最大、最凶猛的野兽。研究者认为,虎在地球上的出现和人类的出现几乎是同时,或更早些,大约有100万年以上的历史。

在文化范畴,虎曾经是远古先民的图腾崇拜物。它是兽中之王、镇山之主,古称“山君”或“圣兽”,被历代百姓奉为山神。上古时代的伏羲部族就是崇虎部族,伏羲也称虙fu)牺,风姓,古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以故有“虎伏羲”的成说。虎,黄质黑章,斑斓健美,锯牙钩爪,吼声如雷,使百兽震恐。虎至今仍是勇猛精进、雄强威武的象征。

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在出土“蚌塑龙”的同时,也出土了“蚌塑虎”。在这一遗址上龙虎相伴,有龙必有虎,出双入对,形影不离,都是6400多年前的重要文化遗迹。目前所知,在中国境内除发现所谓岩画上的“虎”形象以外,濮阳发现的“虎”,是体形最大、年代最早、形象最为逼真、最具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虎。中国虎文化研究的开创者、著名民俗学家汪玢玲教授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中发现的蚌塑龙虎图形,是“天下第一龙虎”,或者可以称为“中华第一龙虎”。并且根据濮阳西水坡遗址的文化现象说:“在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的信仰中,已有了龙神和虎神,龙虎文化同时存在。”这实际上是和其他虎文化研究者一起,肯定了濮阳蚌塑虎就是“中华第一虎”的文化定位。 濮阳虎和濮阳龙都是极其重要的远古文化遗迹,都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如果我们在广泛研究龙文化的同时,而忽略了“中华第一虎”所饱含的深层次文化底蕴,那么,龙文化研究或者就是不完整的,是跛脚的。

濮阳龙文化的研究与探索,虽然难免有“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喟叹,但毕竟引领过海内外龙文化研究的热潮。不可否认,“中华第一虎”在其中起着极大的助推作用,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中华第一虎”的存在与发现,学者对于“中华第一龙”的思考定位未必如此地轻松和自信,甚或有可能产生疑虑或嫌疑,也可能“濮阳星图”的定位就会


举棋踌躇。于此,绝非危言耸听,假设没有“中华第一虎”的出现,关于濮阳龙文化研究的好多重要成果都很难想象。

历史不能假设,但在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确同时出土了“中华第一龙、虎”。郑杰祥研究员说:“我国龙虎相配的古老传说,有可能渊源于现今的濮阳地区。” 虎的出现,关键是印证了龙的普遍认同,没有虎和龙的复合成套出土,濮阳龙和其它地方发现的“龙”一样,也是孤立的、寂寥的发现。没有虎的发现,在许多研究中,尤其是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极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形。

著名学者刘庆柱先生说:“对照田野考古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史前时期堆塑‘龙’,这是属于‘星象’的‘龙’,它有着明确的‘龙’和‘虎’的基本‘组合’关系。西水坡考古发现的‘龙’,有‘虎’作为‘参照物’,就这点而言,至今史前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龙’之遗存,其‘龙’的‘身份’之确认,都无法与其相比。”他进一步说,“濮阳西水坡史前时期堆塑‘龙’和‘虎’,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时代最早的‘龙虎’星象,当然也是可以确认的时代最早的‘龙’。 濮阳西水坡的‘龙’,是目前中国史前时代考古发现最早的可以认定为‘星象’的“龙”。作为与其组合的‘虎’与‘北斗’遗迹,已经天文史学者、天文考古学家一致认定了其为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最早的‘星象’”。 在论述濮阳“中华第一龙”认定依据时,刘庆柱先生说:“西水坡遗址的‘龙’与‘虎’的组合出现,一方面支撑了‘龙’的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极大的‘改写’了中国天文学史;西水坡遗址及其出土的‘龙’,奠定了濮阳及其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华夏文化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与‘核心’历史地位。”

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中华第一虎”共有三种图像,它们形象各异,神采不同,有静有动,构思十分巧妙。其中以第一组(45号墓)蚌图的虎最具代表性,不仅形神兼备,意蕴深邃,而且艺术性强,温文雅顺,有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漫步云中,轻松、文静、自然而恬淡。这是灵动之虎。

第二组蚌图中的虎,静谧、专注、凝神,与龙蝉联,作回头张望之状,非常传神,是通灵之虎。

第三组蚌图中的虎,尾巴上扬,项毛迎风竖起,奋力飞奔。远古艺术家运用夸张手法,尽显猛虎疾行的威风,可谓奔放之虎。

诚然,对于虎文化研究目前还仅限于少数专家学者的层面,研究方向也不太集中。濮阳蚌塑虎作为“中华第一虎”,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完全有资格引领大范围的虎文化研究。但是,相较于“中华第一龙”研究来说,“中华第一虎”似乎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或者说是着墨无多。这就需要众人同心划大船,开拓一番新天地。龙文化及龙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濮阳“中华第一虎”所代表的“虎文化研究”也必将肇开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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