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前梅花审美意义发展之流变 梅花凌寒傲雪的形象，历代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钟情与喜爱，王安石的一首《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传诵千古。梅花的颜色之白，香气之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属落叶乔木，性耐寒，早春开花，花瓣五片，有粉红、白、红等颜色，味香，果实球形，青色，成熟的黄色，可食，味酸。对梅花的喜爱，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情结，梅花是如此受大家的喜爱，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其实我们西北地区的人们是很难觅到梅花的踪影的，梅花似乎只是属于江南的花卉，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北方的冬天气温偏低，而梅树对气温是非常敏感的，一般只有在气温6-7摄氏度时才会开花，并且花期多在公历的一月下旬至三月上旬，此时正是冬末春初，腊尾年头，故而又称“腊梅”。因为喜欢温暖潮湿的气候，所以梅花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尤其是长江沿岸和江南的丘陵、山地。晚唐诗人罗邺《梅花》诗：“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过放江来”。就真实地再现了梅花是大片大片地盛开在江南地区的，不但花开繁盛，而且是随处可见。然而，这毫不起眼的小小梅花，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最终却成为了一名花中的佼佼者，被众多的文人所歌咏，在民间也受到极大的追捧，甚至引发了人们关于梅花和牡丹孰能称为“国花”的讨论，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梅文化的审美文化，而文学领域对梅花的研究，又带动了关于梅花在音乐、绘画、园艺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所以，人们喜爱梅花，更多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具有人文价值的花卉来欣赏和歌咏的，可以这样说，梅花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和文化理想，梅花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 现在，梅花的审美已经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被人们欣赏和品味，但在远古的时代，梅花的人文价值并未被人们发现，我们回溯梅花审美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其实梅花的审美地位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变化的，它不像桃花、芍药、蕙兰、荷花那样自古即以芳华著称。同样，梅花的审美特点也不是 从一有歌咏梅花的诗歌便被人们所发现的，它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关于梅花最早的记载，《尚书·说命下》曰“若做和羹，尔惟盐梅”，是殷高宗任命傅说为相时所说的话，意在说明治国若烹饪，盐咸梅酸，贵在调适和合。《诗经·召南》中曰“摽有梅，其实七兮。”以梅子成熟起兴隐喻男女相爱要及时行动，不可延误时机。这两个典故流传较广，从中可以看到在远古时期，人们看重的是梅的果实的“滋”和“实”，也就是说，秦汉以前，人们说到梅花时，在意的只是它的果实和材用，并未言及其花朵。魏晋时期，中国文化进入了“人的自觉”时代，人的生活、人的情感都受到了重视，诗人们的心灵越来越细腻、越来越敏感于自然物色的刺激，以往那些以实用性著称的植物，也开始被人们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梅花也不例外，包括牡丹、荔枝、海棠等花卉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欣赏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梅花实现了它的从“实用”到“审美”的飞跃。但当时人们对梅花的态度还是远远不及牡丹、海棠等姿色艳丽之花的，甚至连梅花的外形和风姿也不曾注意到，只是对梅花的花开花落感慨良多，南朝宋鲍照的《梅花落》就是这一时期吟咏梅花的代表诗作，其中有这样的感慨：“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他感念、怜惜梅花随春风而落去，来表现自己才秀人微、旷废无用的自怨自艾之感。南朝咏物诗的流行，导致了咏梅诗的出现，但同时也决定了“审梅”的情趣意向，因为梅花在“二十四番花信风”中，居诸花之首，是春天的第一位使者，其花开早，其落也早，很是容易引起诗人们的春恨春愁，可惜的是，此时的人们并没有发现梅花独立的审美意义，更多的只停留在对梅花艳情闺怨的寄托之上。 直到中唐时期，唐代士大夫们大量的文化生活推进了梅花的审美活动，再加上“安史之乱”以来士人因仕宦、贬谪流落南方的越来越多，江南地方文人也渐趋活跃，因此感物咏梅之作也日趋增多，杨万里称“唐之李、杜以来咏梅始盛”，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他指的是李白和杜甫所处的时代，而非指确实的两个人，李白的诗歌多引用乐府古体，也涉及梅花意象不少。杜甫应该是唐代第一个对梅花着笔较多的大诗人，在成都，杜甫写下了著名的《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 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他借用何逊咏早梅的典故，因看到梅花开放而生发出漂泊异乡的时序之感和思乡之情。杜甫将何逊的《咏早梅诗》引入自己的诗境，改变何逊原来的闺怨之情，而只突出其对景感怀的一面，这一微妙的改造标志着梅花从最初的闺怨意象已完全转变为文人表现乡国之愁的感怀抒情意象。白居易更有《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等诗作，仅从这些诗歌的题目上就能判断得出唐代以来咏梅诗的兴盛。 宋代承唐之势，咏梅做诗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北宋中后期，梅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人笔记中记载，宋徽宗年间，晁冲之，宋齐愈，陈与义等人曾因咏梅作品为君主赏识，获超次擢拔,梅花题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另有黄大舆的《梅苑》，所收“四百余阙”，集中反映了北宋后期咏梅盛行一时的景况。据考证，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比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现存诗歌总数还多，是宋之前咏梅总数的50倍，由此可见，宋代咏梅诗词数量之大，题材之多，是有目共睹的。宋代梅花作品数量的激增，使得梅花的审美特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价值地位也逐步走高。特别是南宋时期，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文化重心南移，而南宋的版图正好就在梅花盛开的淮、岭一带，梅花也因风土之利更得人气之旺，一时盛况空前，辛弃疾曰：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南宋后期，理学家们更是赋予了梅花“清气”，进一步深化梅花的品格道德意义，梅花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完全成熟定型。正如刘辰翁在《梅轩记》中所说：“数年来，梅之德表天下。余尝经年不见梅，而或坡或谷或溪或屋者，其人无日而不相遇也，往往字不见行而号称著焉。”咏梅文学 乃至梅花审美文化才真正意义上进入了鼎盛的时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e27b3ad9b89680202d8250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