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传统与现代性 从清末“现代性”被引进中国开始，直至今日，农村、民间、乡土之地就成为传统文化一个最主要的衣服场所与存在空间。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中国由传统封建小农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与这种转型并发的还有政治上的动荡和文化上的急遽西方化。同大多五四作家专注于“革命”、“战争”以及“启蒙”不同，沈从文把自己的创作目光投向乡土农村，投向湘西世界，投向尚未被“启蒙”的边城。他从这里发掘、置换他的美学资源。本文想要通过分析沈从文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态度，阐释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批判观点，以尽可能为反省当今中国现代性问题提供参照。 作为随近代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可做简单的解释与归纳。现代性从逻辑层面可分为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前者是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后者则指的是同社会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的一种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即主要是以浪漫美学和文学思想形成了对前者进行的反思与批判。①可以看出，沈从文即是以文化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现代性。本文所探讨的也是传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现代性的矛盾。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因受到“五四”暴力式文学革命的打击而处于压抑状态，这种不论精华与糟粕、纯粹一刀切的批判，对一些传统文化是无情的扼杀。在革命与西方启蒙的关照下，五四时期的大多数作家对传统以批判为主，对农村，也以揭示农民劣根性居多。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沈从文的作品时间了对传统、对乡土文化的关照。 二 在《边城》中，茶峒这座小山城周围纯美、静谧的自然是当时东南沿海那些城市中所没有的，也是它们已经抛弃和失去的，是那个社会中“存在的被遗忘”。“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②仿佛整个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的精神家园，让他从污浊的城市中逃离，享受天地山水之间清澈透明的世界。 自然的纯美与原生态，于传统延续是一个写照。《边城》中有不少对湘西传统民俗的表述。男女之间对歌求爱的风俗，象征着纯洁、大胆的恋爱。边城的过年、中秋和端午三个节日，几十年间毫无变化，仍是当地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特别是端午节，穿新衣、喝雄黄酒、赛船、捉鸭子、放鞭炮，这些习俗一个不少。其中，有些翠翠在船上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歌词内容亦是神对人的庇佑与祈愿，应是沈从文美学观念里“神性”概念的一个体现。人们对《边城》中翠翠与二老爱情悲剧的命运解读似乎也成为沈从文“神在生命中”这一认识的回应。此外，沈从文还改写了大量的佛经故事与民间传说，从取材的角度，进一步践行自己的美学主张。《月下小景》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再与相爱者结合，便双双服毒而死。把少数民族中长期流传的爱情故事加以渲染。 在老船夫无比简单的葬礼上，却充满了繁多的仪式。 “断天后，棺木前小桌上点起黄色九品蜡，燃了香，棺木周围也点了小蜡烛，老道士披上那件蓝麻布道袍，开始了丧事中绕棺仪式。老道士在前拿着小小纸幡引路，孝子第二，马兵殿后，绕着那具寂寞的棺木慢慢转着圈子。两个长年则站在灶边空处，不成节奏胡乱的打着锣钹。老道士一面闭了眼睛走去，一面且唱且哼，安慰亡灵。”③ 在对这些葬礼的仪式、节日、巫师等进行历时的纵向的比较之前，有必要对它们的存在进行解释与辩护。在现代性的规约下，葬礼中的仪式、神秘的巫师，都是不可否认的封建迷信，但它们都不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产生的。原始自然是它们的母体，人类或由自然崇拜、或由个人意识的物化等原始古老的形式，而产生这些仪式与习俗。即使今日，也有人因迷信某棵树是“神树”而不准人们砍伐，因迷信某片水域时“圣水”而不准污染，这些现象的原因与现代性相矛盾，结果却相统一。我们很难在某个体系（包括现代性体系）下对这些存在进行价值上的评判。这些仪式的存在也和文字一样，成为符号与能指，现代性的框架中着实没有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的意义作为象征留守在这个世界。 而在今天，这种象征的意义变得更加微弱。原来由崇拜、敬畏或迷信等建构的社会规约被消解，现代性的实用主义强劲有力地改变着社会习俗。节日被简化、抛弃，以腾出时间用劳动去创造财富。传统的习俗被有理有据地忘掉，甚至亲人的葬礼。如今，死亡只是意味着人口统计中的一个数字、意味着死者的社会关系中少了一个负担，葬礼也成了他们集体的释放。如今，个人的死亡贫乏到了再也没有一点象征意义了：既没有宗教的象征意义，也美有世俗的隐喻意义。死是一种裸露的现实。④ 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流通规律是等价交换。可在边城，这个规律也是无效的。《边城》中写老船夫“走到卖肉案桌边去，他想买肉，人家却照例不愿接钱”。最后，还是一次不等价交换：肉的价值多于价格。在边城的商品交换中，除货币在作为具体媒介外，人们将作为道道主体所具有的情义、道义，更多地加入其中。 在《剑桥中国史》的叙述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现代转型的速度明显增加。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第一批企业家就已经出现，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就工商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趋势。在东南城市中，电车、电话、摩天楼等现代化标志的出现，是城市成熟的一个体现。城市，已经成为一个靠资本来运转的场所。 在共时的横向比较中，我们看到，湘西世界却很少受到现代工商业唯利至上价值交换理念的影响。《边城》的开篇便有过渡人给老船夫钱，而被老船夫强行拒绝、送回过渡人付的钱，或者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处理。金钱在这个纯粹的自然世界，还不具有它在现代都市中的概念与功能。“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因为商人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了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吊脚楼的人家”，⑤这可看出现代性进程对边城的一点影响，但作为边城商人代表的船总顺顺却与一般商人不同，“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⑥对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边城是义大于利的地方。也是爱情重于财物的地方。二老与翠翠的爱情因命运而成为悲剧，或因碾坊的介入，不论这个碾坊代表财物、或是背后的现代功利主义，二老始终没有因碾坊而放弃渡船。而此时，城市人中的爱情是新感觉派小说中显现的迷醉和色情。 与当下做历时的比较，我们发现今天和当时这两个时期的现代性转型是如此相似：都是处于现代主义的解构过程。一方是金钱、资本、经济、功利，一方是乡土之间的纯朴、自然和人性本真面具。如今，随着现代性的迅猛推进，在农村找到可以置换的美学资源，已让我们觉得愈来愈困难，在资本的渗透和控制下，也很难对现代性做出准确的批判。而人作为感受性主体，只能接受资本在审美和人性面具下生产或复制出来的东西。其实，那还是资本。正如，一个纯美的边城，变为消费时代的一个审美产品 。 四 沈从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现代性保持冷静、严肃的批判性观点。而这种批判主要以城乡二元区隔的形式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城市是令他压抑、苦闷的，是嘈杂的，是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是灵魂被理性蚀空的一个世界。也是他无法与之和解的一个世界。他希望通过文学建构一个存放心灵的精神世界，一个乡土中的文明空间。那里，人性纯朴、本真，一切在自然状态下而获得存在方式，连欲望也是如溪流般澄澈。 这个精神家园的建设，在现实中很快破产。 1934年，沈从文回乡，“表面上看，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⑦ 这段描述宣告了传统所依附的乡土农村在现代性面前的溃败。如同当下，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农村，也不断加速地失掉传统的民风和价值观念，为财富而奔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成为现代性与传统之间一个急需调和的矛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放弃传统农耕的生存方式，进入城市打工，并渐渐告别农村，定居城市。一方面，农村成为一只病猫，没有生机，而城市则充斥着各种繁杂的矛盾。 在建构湘西这一精神家园失败后，沈从文更显得对现代性的反抗。他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显示面对变化的保守。沈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够解决中国问题⑧。沈从文清晰地看到现代性对传统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作为转型期的人们也必须承受“改变”带来的阵痛与精神分裂。他在信中悲痛地写道：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的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个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互杀戮的故事以外，我们绝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⑨ 对沈从文的城乡二元对立叙述做如此大跨度的、社会学的延伸，使它更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现代性进行反思，我们城乡二元对立中的问题：大量农村人通过打工、婚姻、考大学等各类方式进入城市，同时，地产商也携带资本迅速扩张城市版图，现代政治文明也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念对农村进行改造。这些“改变”带来的后果已显现在当下。对农村的民间传统而言，农村人口的大量输出造成文化传承的断层。对进入城市的“乡下人”来说，在忍受欲望和人际关系带来的心灵寂寞时，反向地产生对农村的“乡愁”。而留在农村的人，也不得不忍受农村变革带来的阵痛。如沈从文所说，这些阵痛于历史也许毫无关系。 ① 罗宗宇：《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内蕴新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四期，第140页。 ② ③ ⑤ ⑥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第49页，第98页，第53页，第5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年。 （4）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363页 （7）沈从文：《从文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28页 （8）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孙冰编《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 1997年 （9） 沈从文：《湘行集》，岳麓书社，1992年 第185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6549b26453610661ed9f47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