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撤点并校”工作的反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农村偏远地区学校，特别是村校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外出务工人员逐年趋多，子女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部分家长追求优质教育，送子女进城择校就读；农村青年生育观的变化致使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等），有的校点出现多级复式教学，一个年级几个学生，两个年级或三个年级在同一教室由同一老师任教，老师的工作并没有因为学生少而减轻，教学质量也很难提高。 作者： 谭发礼 谭正权 谭发东 来源：《师资建设·理论与政策版》 2013年第2期 文/重庆市巫山县南峰小学 谭发礼 谭正权 重庆市巫峡中学 谭发东 2001年以来，伴随《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的出台，全国掀起了“布局调整”热潮，“小学就近入学”格局基本被打破。当时我任抱龙小学校长，也随波逐流，投身到浩浩荡荡的“撤点并校”工作中，12所村校整合成3所。 原本，辖区内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学校，地域较宽的云雾等村还拥有2个校点，孩子入学很方便，而无需乘坐校车。 我们身处穷乡僻壤，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能让孩子“有学可上”是每个村民的梦想，借“普六”东风，村民投工投劳，好不容易建起了自己的学校，自然是倍加珍惜。关于“撤点并校”，说实话，没有一位村民愿意。一次，我与工作组的同志一道进入马坪村，计划将这个村的两个校点合并为一个。原本打算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征求村民的意见并做好解释工作，没想到全村每家每户都派来了代表，有的家庭甚至男女老少齐动员。有位老大爷紧紧握住我的手，半天才哽咽道：“校长！学校撤不得，我家现在虽然没有孩子读书，但子子孙孙都要读书啊！”等到会议结束后仍未达成统一意见，“二合一”的方案因此搁置。 我们那里的村校校舍，墙是泥土垒起来的，墙体极易产生裂缝，房顶是瓦片，这种土木结构的房子寿命相对较短。2001年秋，县里组织危房鉴定，我们辖区的村校校舍全部属D级危房，必须推倒重建，学生只能在暂时租用的民房上课。 在综合权衡“危房、规模效应、资源整合”等的利弊后，村民接受了“撤点并校”的现实。试读几天后，条件好的家庭，纷纷让孩子转学到县城；条件差的家庭则将孩子送到镇上去读书。校点离家太远，每天接送孩子要耗费家长大量的时间，不接送又实在不放心。在山村，没有班车，更没有校车，条件好的家庭有摩托车接送，但安全始终没有办法保障；也有家长们合租农用车接送孩子。挤满了孩子的敞篷农用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谁又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呢?条件差的学生只能步行。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为止，全县还没有开通真正用于接送学生的校车。 与其将时间耗费在接送孩子的路上，不如进城镇租房让孩子就近读书。陪读因此盛行，陪读者大多是爷爷奶奶，孩子的父母则外出打工挣钱。撤点并校、集中办学迫使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孩子也进入了城镇。2006年，我考调进城工作，每天都面对80多人的大班额。细细想来，“撤点并校”正是城镇大班额形成的原因之一。 那时也曾规划过建寄宿制村校，但因建宿舍的饮水、用电等设施设备所需资金无法筹集到而没能启动实施。即使建成寄宿制学校，试想，一个孩子从六、七岁开始就离开父母在学校生活，学校的物质条件、管理水平再好，终究不能替代家庭的温暖，不能替代父爱、母爱。小学、初中到高中漫长的12年，还有大学，长期的寄宿生活，孩子在收获同学情谊、师生情谊的同时却让亲情逐步淡化。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却缺失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童年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敏感期，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的情况下又离开自己的祖辈，他们的心理会健康吗？他们的人格能健全吗？ 学校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村校也不例外，乡村因学校而美丽，因学校而更富生机。学校、村民、乡村文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群落。“撤点并校”让飘着朗朗书声和欢笑的乡村变得沉寂，变得失落！ “撤点并校”的初衷，是为了优化农村的教育资源配置。但因为功利心，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只会苦了孩子与家长。这是我们不得不反思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6613ebc6094dd88d0d233d4b14e852459fb395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