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的社会思想 摘要：宗教改革是指基督宗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进行的一次改革，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改革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加尔文及慈运理等人，以及发展出来的新教教派。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 加尔文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之一，在瑞士日内瓦进行其宗教改革运动，并使得日内瓦成为改革的中心，被称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派”也成为了新教的重要分支。 关键词：宗教改革、加尔文、社会思想、新教、影响 正文：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欧洲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在西欧实现了基督教信仰的多元化,而且还在神学意义上诠释了人文主义,进而在文艺复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西欧的宗教改革实践中,学术界对让·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领导的日内瓦宗教改革一直颇为关注,认为加尔文的改革成功地构建了新的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尤其是其改革神学所蕴涵的宗教伦理为近代西方的合理主义行为准则奠定了基础[1]。在承继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成效不仅存在于宗教层面,而且更存在于宗教层面之外。它广泛触及了日内瓦的社会整合问题,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形成了对宗教的超越。 宗教改革运动既是一场深刻的宗教运动，它也对世俗事物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等级原则，传播了一种作为信仰团体的教会的理想。宗教改革对社会思想的影响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先前的作用，文艺复兴从神学拿了解放了政治，而宗教改革丛政治那里解放了神学。 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在重新构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的同时,亦凸显了社会功能。它直接促进了日内瓦社会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社会风尚的优化,进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形成了对宗教层面的超越。究其原因,这主要源于16世纪日内瓦的政治背景以及加尔文神学的世俗取向。就其影响而言,社会功能的凸显,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日内瓦新兴政权的存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加尔文主义即是新教神学家加尔文毕生的许多主张的统称，在不同的讨论中有不同的意义。在现代的神学论述习惯当中，加尔文主义的意思是指“救赎预定论”跟“救恩独作说”。 加尔文支持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主张人类不能透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恢复逐渐被天主教所遗弃的奥古斯丁学说“救恩独作说”、反对逐渐成为天主教神学主流的“神人合作说”，因此加尔文建立的教会命名为“归正宗”。 加尔文主义有五个要点：完全无能力，无条件选择、有限的代赎、不可抗 拒的恩典、圣徒蒙保守。还包括一下几点内容：由长老治理教会，长老由教徒直选，牧师由长老聘任。加尔文建立的教会因此也被叫做“长老宗”、“长老会”或“长老教会”；七圣事只保留洗礼跟圣餐；反对天主教的圣餐“质变说”，也反对路德的“同质说”，主张信徒透过信心可以领受到属灵却不可见的实体圣餐；国家从属于教会，为教会差遣。 比之于路德改革,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更广泛地触及了宗教以外的社会层面,其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相辅相成。在1536-1564年间,加尔文不仅整顿了日内瓦的教会事务,建立了加尔文派教会,而且还以改革神学为依据对日内瓦社会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风尚两个层面。政治体制是加尔文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积极促成了日内瓦由议会共和制向神权共和制的转变。在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之前,日内瓦彻底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该城的主教控制权自1444年以来一直为萨伏伊公国所掌握。1530年,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日内瓦展开了争取独立与自主的反封建斗争,推翻了萨伏伊行政长官的统治,同时也迫使主教离城出走,进而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此时,日内瓦的政治体制带有明显的议 会共和制特征,其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由富商和市民上层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手中。就教会与议会的关系而言,虽然日内瓦已经在法律上皈依了新教,但教会对政治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通过布道以及向当局提出建议等方式来参与政治生活。然而,1536年以后,伴随着加尔文教会的建立,日内瓦的政体由议会共和制向神权共和制的转变。其政治与宗教生活的分野日渐模糊,教士阶层涉入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越来越高。 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加尔文逐渐由宗教领袖转变成为国家政治领袖。他越来越集教权和政权于一身,其言辞具有金科玉律的效力。第二,日内瓦的法律承认了教会拥有干涉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力。”第三,日内瓦的议会与教会在组织上出现了日益融合的趋势。在加尔文时代的晚期,伴随着加尔文个人权势的增长,议会成员中教会长老的比率不断增长。 加尔文进行社会整合的另一核心内容是整饰日内瓦的社会风尚。1536年以后,加尔文为了强化教会统治,敦促市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来解决社会风尚问题。虽然多数法规只是重申了萨伏伊公国统治以前的城市法,但是长老会对这些法规的执行进行了严密监督。为了保证法规得到严格实施,长老会甚至制定了家访制度。依据1550年日内瓦议会通过的法令:“官员们要在任期内到各处教区去视察民情,检查每个人的生活及道德”。 有鉴于长老会的监督,这些昔日旧法对世人生活的规范指数远远超出了萨伏伊公国时代,对提高日内瓦人的文化生活水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无论从政治体制的演变还是从社会风尚的优化来看,加尔文的改革都凸显了丰富的社会功能,它在改革教会事务的同时还以宗教为依据对日内瓦社会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 比之于路德,加尔文更倾向于将宗教生活与现实的结合,从神学的角度肯定了现实世界的意义。加尔文神学的世俗性较早显现于救赎理论之中。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集中阐释了自己的救赎理论———“预定论”。就其理论渊源而言,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可以上溯至奥古斯丁时代,后者认为:“善人灵魂获救升天早已为上帝所预定,恶人灵魂下地狱则为上帝所预知”。至中世纪,救赎与上帝意志之间的宿命论被罗马天主教会进一步阐释为人类救赎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依赖,其上帝“选民”的外在特征完全依据天主教会的忠实信徒而界定的。加尔文在奥古斯丁与罗马教会的预定论思想之间划分了明确的界限:一方面,他依然遵从这种宿命式的预定逻辑,强调“上帝以其永恒的意志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另一方面则对“选民”的外在特征进行了重新界定。他曾在《基督教原理》中谈到:“一个人能否成为选民虽由上帝来安排,但人可以感知上帝的呼召,从而获知自己是否已被拣选。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如果在某种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中卓有成效,并且道德高尚,参加和服从上帝所建立的教会,他就具备了蒙呼召成为选民的外在标志。否则,便是弃民。”很明显,加尔文在此为“选民”注入了一种世俗取向,他在宗教生活之外为“选民”规范了积极的人生目标,即应努力工作,事业有成。这种界定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专家曾对此进行过评论: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把资本积累时期的社会分化、商业竞争成败的社会现象加以神化,鼓励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源、发家致富,同时使竞争破产者、社会下层和没落的贵族服从命运的安排,接受上帝的决定”[18]。对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而言,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则是各种针对低糜之风的社会整合举措的重要依据之一。它所构筑的选民世界,即是一个通过宗教的禁欲主义来张扬内敛、节俭、以及奋发进取的社会。 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是一场超越了宗教的社会运动,它广泛触及了日内瓦的社会整合问题,以宗教为依据对人和社会进行了深层次改造。这种超越赋予了它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令其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宗教改革与社会整合的并行,使日内瓦宗教改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进而为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后方基地。其次,加尔文的社会整合亦有利于日内瓦新兴政权的存续,保证了日内瓦的独立。再次,加尔文在社会整合中所创立的神权共和政体丰富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宝库,为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毫无疑问，加尔文的成就远远大于马丁·路德，其宗教改革的影响力更大，在社会思想方面的贡献也大于路德。同时，加尔文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和革命。为日后资本主义革命和整体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一种前卫的思想体系和早期的建设实践。宗教改革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呈现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也为社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和实践经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8cefc0e763231126edb11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