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严复（1854-1921） 严复勾连古今的意义，从中国古典传统当中激发出与西方社会学思想相呼应的涵义。 • 维新、启蒙；徐中约对严复的评价（426-9） • 译赫胥黎《天演论》，被康有为推崇“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也”； • 维新后的译著：《国富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铨》、《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 • 《群学肄言》的译笔：贬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絯、情聱、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 对严复翻译成就的评价 • 一、康梁、蔡元培的肯定。 •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庸言》，第1卷第7号(1913)，“诗录”页1。） • 二、吴汝纶等从文体角度的批评。 • “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吴汝纶为《天演论》所作《序》。此序作于光绪戊戌孟夏，公元1898年。） • 胡适不喜欢严复所用的桐城古文，他把这种文字叫作“死文字”，白话文则称为“活文字”。虽然如此，他还是肯定严译的价值： 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蹰）”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5-6页。） • 贺麟虽不属学衡派，但对此派抱持着比较同情的态度。他明确地表示《群己权界论》是忠实的直译，在信方面并无值得批判之处。他与上述几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开始注意到严复翻译工作的阶段性。他以为除了早期的《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与晚期的《名学浅说》分别采取意译与“换例译法”，略亏于信之外，其它的译作基本上都合乎信雅达的翻译三原则。总之，贺氏以为严译“雅”，而且多半能“达”，除了初期与晚期采意译方式，不够“信”之外，中期的几个译本包括《群己权界论》在内，基本上符合“信”的原则。（注：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第75-87页。） • 瞿秋白与鲁迅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反映了此一现象。瞿氏在1931年给鲁迅的信中提到，古文的典雅使严译无法达成“达”与“信”的目标，他说：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注：收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册，第372页。） • 针对瞿秋白对严译的批评，在回信中鲁迅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觉得严译文字虽较不易懂，但是在信的方面没有问题。尤其是《群己权界论》的翻译，把信看得比雅与达还要重要，所以此书的问题不是信，而是“信而不达”。他和贺麟一样以为应对严译加以分期，认为早期所译的《天演论》是取法六朝译佛经的方法，重视雅与达，读者较易于了解。后来所译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书，则是取法唐代译经，“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 三、内容的批评——值得注意的一点。 • 如果说中国的评论者开始注意到严复的政治意识与文化背景都对他的翻译作品产生影响，那么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特别是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来谈这一个问题。他在1960年出版的《富强的追求：严复与西方》一书，深入地阐述了上述贺麟所谓因为富强的关怀而忽略“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论点。 史氏认为严复所翻译的书都环绕着介绍西方文化此一特点，以有助于中国臻于富强。换言之，严复的焦点不是自由，而是一种能发挥富强的社会动力。由于对此富强的关怀，所以严复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尊重，而将国家富强的目标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对他来说，个人自由虽有其内在而真正的价值，但是它主要是作为达成国家富强的有效“方法”，而吸引严复热烈的关怀： • 这样一来，自由被视为一种让人民的“才能力气”解放出来的过程，而这个力气必须要应用到促成国家富强，这一个跟自由本身不同的目标。……如果在他［严复］的思想中，科学、自由、平等、民主不是与他的关怀［富强］有所联系，那么我们很可以怀疑，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是否会那么强烈。这些［自由主义的］原则可能具有它们自己、抽象的价值，但是就是它们作为实现富强之手段（注：这是史华慈所加的强调符号）的直接价值，引起严复最热烈的反响。(67-68) • 从史华慈的看法来说，严复这样地强调西方文化对“才能力气”的解放，一方面掌握到历史的真相，而另一方面也易于对自由的意涵产生扭曲。换言之，严复欣赏对“才能力气”的解放，却没有了解到西方文化中将才能力气解放与个人自由两者加以平衡的重要性。 • 即使主张“自由为体”的严复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 • 李泽厚指出严复一方面主张“自由为体”，肯定个人自由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救亡、富强等群体的目标。这一看法修正了史华慈的观点，但对李氏而言，严复既重视己、又重视群的己群并重的观点是有“内在矛盾”，不具有思想上的综合性与创造性。 • 总结：一、上述的回响可以反映，整体而言严复作为一个翻译者是相当成功的，在国人认识西方思想、回应西力入侵的历史发展上，他不但是一个开创性，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更是无庸置疑的。 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对西方穆勒式自由主义的翻译很广泛地被评论者视为是精确的，这也显示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如果有所误会的话，此一误会有相当的代表性。 • 三、在有关严译是否忠实于原著的讨论之中，严复政治取向对其翻译之影响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此一讨论以史华慈的作品最具深度与广度，然而在他之前已经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他所谓富强对严复翻译事业之影响的课题。在这方面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严复是否充分地了解并肯定穆勒对于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的强调。严复到底是主张己轻群重，还是己群并重？如果是并重的话，是否有李泽厚所说的矛盾的问题？这一矛盾是严复自己感觉到的，还是从外在的哲学标准来的一种评估（如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索。 • 四、史华慈注意到一些传统文化因素（如道家思想）对严复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但是他却忽略这种与传统的连续性可能会妨碍到严复对于史氏所谓“西方思想的真正本质”的掌握。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则有较为敏锐的眼光，许多人注意到文化因素对了解严译的重要性，其中也包括认识论的课题，不过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 五、在国人将西方一些与认识论密切相关的典籍翻译为中文之时，翻译者必须要对因为文化差距所造成双方认识论的不同有所了解，才能有比较忠实的翻译。但是就更广的意义而言，认识论只是一个面向，忠实的译本必须依靠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与深入的相互了解，并奠定在讲求高度精确的“现代翻译文化”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这样的条件或许是在赵元任之后才逐步建立的。在此过程之中，严复的翻译工作及其遗产是我们反省过去与开创未来的一个重要凭借。 • （黄克武，<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东南学术》，1998.04）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b5d9e084b73f242336c5f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