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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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甲午海战持续了七个月,清军死亡三万多人,北洋水师覆没,中国战败。战双方的主要将领多为严复留英的同学。1886年,刘步蟾等率领“定远”“镇远”访问日本时,日本举国震惊,以为如果交战,日本必败。但八年之后,战败的却是中国。严复半夜“起而大哭”。中国被向自己学习了一千年的一个学生打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从向中国学习开始的,当时他们读的最起劲的一本书就是《海国图志》。战歌败仗不是北洋水师之败,是整个大清朝、是系统工程的失败。甲午海战前几年,北洋水师的战舰是世界一流的,维修更新跟不上,20-40%的炮弹打不响,后勤服务跟不上。

严复的第一篇文章《论世变之亟》:“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他痛心于中国的种种弊端,总结为: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他认为中国要改变,关键在于士大夫的改变,即改功利心为公心。

北洋水师学堂位于天津,严复是后来的校长。它编辑教材,用外文上课。 染上鸦片瘾,开始了“伟大的翻译事业”,译介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工程。几乎是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它是,严复完成译著《天演论》,为中国走出中世纪做了思想上的启蒙,他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道理介绍给了中国人。《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它是英国学者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中国人在这本书中读到了“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直接戳到了这个民族的痛处。

严复早年就读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是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的早期实践,严复与甲午战争中的几个管带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等都毕业于这所学堂。学堂传授西方的新学,代数、几何、重力学、电磁学、光学、天文学、热学、地质学、航海术等等,这些被当时的中国人瞧不起,称为“末技”。但“末技”奠定了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基础。

在英国留学期间,不断思考为何外国事事胜出。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英国遇见了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郭嵩焘和左宗棠等同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但郭也看到了洋务派的局限,他把只知道买大炮、购军舰,而轻视政教、法律、意识形态视为舍本逐末。

严复以它的著作和译著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严复举国敬重,俨然是维新派的精神导师。很多大人用“竟存”、“天择”等词给小孩命名,胡适的名字“适之”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严复根据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严复据此“做”了一步《天演论》,他借介绍赫胥黎的机会,介绍了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他介绍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达尔文主义,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复感兴趣的不是自然进化论,而是社会进化论,而达尔文没谈,赫胥黎没谈,有斯宾塞谈了。

《天演论》融汇了东西方的学术思想,是反省中国历史文化与现状的结果。《天演论》确定了严复中国百年启蒙思想家的地位。面对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严复抓住了蕴含在西方思想中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他译著的文字都有一个指向,如何使中国人凝聚,使这个“群”富强起来。群体的生存机会要比个体大得多。主张从文化下手,首先要“开民智”。


严复看到,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体系是在各自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国文化赞扬忍受、宁静、回避冲突,服从纲常而害怕维护人的生命的活力,而西方却不同,严复至少发现西方思想中两个秘密:第一,主张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力;第二,将个体的能力导向为集体服务。要改变“狱于君主”,就要将西方文明的根本拿来。《群学肄言》就是现在说的《社会学研究》,早在1881年严复就读了此书,主张民智、民力。民德的结合,从1897年,他用6年翻译了此书。

他对西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便戛然而止。

严复的翻译是具有开创性的,今天人们熟悉的“数学”、“逻辑”、“乌托邦”等词就是“严译”带给我们的。

他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称为《原富》《国富论》讲什么?即“利己”。亚当斯密解释了“利己主义”的活力,认为只有通过解放个人的活力和能力,才能让国家富强。它和我们今天说的“自私自利”是两码事。他告诉国人,这种利己能激发人的潜能并导致富强,应尊重这种推动人类进步的天性。而中国千百年来都是家天下,讲的是“克己”,服从的是纲常,培养的是奴性,这样的民族如何应对世界之大变局呢?

1893年翻译《论自由》,他翻译成《权己界限论》,他认识到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民权利和公权利的界限不分。1909年它翻译的《法意》(即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这个著作最大的价值在于揭露了一个专制政体的本质,在这部著作中,严复再提“民权”思想。严复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我们今天所忽视的。严复关注这个国家的出发点和归属都在于人。震撼中国人还是严复的思想,他理解了西方的思想,他了解中国的社会,他的思想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的。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沿传至今。但他自己却没做到“信”,他是创造性的翻译。

他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废科举的人。他已认识到,中国要真正赶上西方,唯有教育入手。建议废除八股,改革教育模式。他认为,科举制度是毁灭人才的制度,是扼杀创造力的制度。严复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的人,他以为,要三者并重,为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自强之本也”。

1905年,严复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于次年任校长。它亲自绘制教学蓝图,为新式教育谋划为高等教育扶正方向。1912年严复任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提出的办学原则是:不能“全中”,也不能“全西”,而要“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到蔡元培主政北大时,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

清朝国乐《巩金瓯(ou》是严复根据皇室乐曲填词而成。

他提出废君主、废科举等,为的是改革中国时弊,进行循序渐进式的变革。 袁世凯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

严复反对大改大革,主张渐进革新。

晚年严复身心遭受双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身心崩溃,杀人无数,难道就是进化论吗?他原以为他介绍的西学可以拯救中国,却不料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他自称他对西方也是“一知半解”。

其实我们今天都认为斯宾塞(严复一度最崇拜的人)的进化论实际是一种庸


俗进化论,什么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都是西方在一个阶段所犯下的错误、罪行,而今天是要被重新审视的。我们今天是主张一种全球的融合,文明的对话,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不歧视,相互的尊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晚年的严复主张要在道德上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树立国民人格和国民精神。他的一生既批判传统的糟粕,更呼号保留传统的精粹,更可贵的是,他明确指出:“四子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而这至今都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课题。



伟大的思想是靠长期积累的:康德之后是黑格尔,黑格尔之后是马克思,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学说。

严复的墓碑上没有“北京大学校长”、没有“总统府顾问官”的题词,而是他自拟的“清侯官严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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