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未能形成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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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以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未能形成革命的原因 作者：鞠蔷蔷 张文革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15期 【摘 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一方面，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带动了人们政治参与度的提高，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强制拆迁、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政治运动不断发生，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政治运动没有引发革命呢？我们能从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中找到一些原因。 【关键词】加值理论；革命；因素；集体行为 通过对赵鼎新老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的阅读，使我对革命发生的原因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下面我将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来分析中国未能形成革命的原因。 革命指的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区别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最明显的标志在革命是一种组织化非常高的、追求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提到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力下降。斯梅尔塞认为，这六个因素都是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随着上述因素次第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六个因素全部具备，革命就必然发生。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的注意力由温饱逐渐变得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进入新世纪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冲破了原有的封闭的信息渠道，逐渐认识到了在民主和自由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认识到我国特权阶层的垄断与贫富差距，这构成了我国发生革命的结构性诱因。 在这种认知下老百姓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怨恨、剥夺感和压迫感。但是这种结构性怨恨却不容易形成一般化信念，所谓一般化信念即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的认识。不能产生一般化信念的原因是当代社会中国的革命缺少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中国目前之所以得不到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其背后有许多原因。首先，宗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宗教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精神旗帜。其次，就国内目前发生的政治运动来看，这些政治运动是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追求社会平等的大型话语。但是这些激进的思想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目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呼吁，但是很少有人会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当今中国政府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的稳定性是建立在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上，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减缓，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百姓生活水平有着快速提高的国家。只要中国经济继续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绩效合法性就还能维持一定的效力，这就给了知识份子耐心，使他们不会急于鼓动革命。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渠道，在发表言论的同时他们的言论促使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这就降低了在中国产生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反体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触发性事件，引发中国革命的触发性事件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方面的触发性事件，二是国内方面的触发性事件。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快速的增长，但是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方面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隐藏锋芒。虽然在局部地区给人以软弱的形象，但国内民众对政府还是持理解和肯定的态度，所以暂时没有国际方面的触发性事件成为引发革命的直接原因。国内方面，虽然在拆迁等问题上政府的处理方式不太恰当，但是矛盾只是存在于经济层面，只要政府表现的不太糟糕就不会出现引发革命的直接原因。 有效性动员：斯梅尔塞强调了领导的权威、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传递对革命动员的重要性。正如上文所说，由于宗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没有宗教领导人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不能出现能够担当革命领袖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国内不能形成有效地革命动员。 社会控制力下降：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看作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发性因素。其实不然，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稳定实际上起着安全阀的作用，在中国群体性抗争事件发生的越多，社会矛盾就越不容易有大规模的堆积，也就不容易爆发革命。此外，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处理。只要地方政府能控制住局面，中央就保持袖手旁观的姿态；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让事件失控，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造成了流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政府则会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处罚。中央政府的这一做法强化了群体性事件参加者“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国群体性事件走向革命的倾向。 综上所述，依据加值理论虽然中国有引发革命的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但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力下降等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我国暂时不能发生革命。 参考文献 [1]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鞠蔷蔷（1989- ），男，汉族，辽宁盘锦人，兰州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性别。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e7c91fd30d4b14e852458fb770bf78a64293a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