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杨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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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杨丽萍 “奶奶告诉我，跳舞是与神对话” “敬爱的张老师： 比赛像旋风一般横扫了‘我们’„„ 跳过小溪，趟过小河，面对着的是那大江和大海。剪一块蓝天做裙子，再扯一条彩虹做头巾，飞过大江，越过大海，溶化在那远远的天际边！！！ 对于我，您该做的已经做了，从天上到地上，在我心里重复三个字—— 谢谢您！” “你看看，这是她在《雀之灵》拿大奖以后，给我写来的信。她写得多好！”中央民族歌舞团老编导张苛拿出珍藏已久的信。他素来将杨丽萍视为女儿。 “她调进我们团真费了一番周折。她原来所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开始不放她，是她自己跑过来了。”张苛说。 1971年，西双版纳歌舞团团长朱兰芳在一所小学里，相中了一名正在做广播体操的女学生。 这名女生正是杨丽萍，白族，原籍云南洱源，1958年生于昆明，后随双亲下放至西双版纳。 “杨丽萍跟她母亲一样坚强。”殷晓俊说。他是《云南映像》的参与者，也保留着一份手稿。是杨丽萍为四妹画展所作序言:“我6岁时母亲总把小四背到我后背上，而我最怕背的就是她，因为她比别的弟妹要胖得多，害我在喂猪和做饭时常常东倒西歪站不稳，村里人见到后说：“哎呀，这是蚕豆背豌豆嘛。” “杨丽萍的父亲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文革’初就挨整。他承受不住，把4个儿女扔给妻子，独自跑回了老家。这让杨母十分痛苦，家庭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杨丽萍肩上，她是长女。”殷晓俊告诉记者。 “上次上朱军的节目，他一个劲煽情，想让我哭。我怎么会哭？他说，你小时候很苦啊。我说一点都不苦，不晓得有多好。大自然，劳动，随兴起舞，苦什么苦？”杨丽萍挺直了身子，继续喝酒。 “小时候，我奶奶在我手心上画了一只眼睛。她告诉我，跳舞是与神对话。” 孔雀窝服装店里，三妹杨玉燕边修剪华衣，边说姐姐的事儿。 在歌舞团时，别人都在打闹，她不爱与人接触，一个人埋头练基本功。 排《孔雀公主》，选她演女主角，几乎全团人反对，甚至有人扎破了她的自行车轮胎。 还是朱兰芳撂下话来，“谁跳得好演得好就让谁上。” 1979年，杨丽萍因主演大型民族舞剧《孔雀公主》荣获云南省表演一等奖。 80年代初，《孔雀公主》进京。一位文化界官员看了杨丽萍的表演，感到震惊：“这女孩的手真是不得了，我从没见过，快把她调进北京。” 在京的众多文艺团体想要她，她想进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 她是团里的台柱子，哪能说走就走。 “还有一层说法。她当年的追求者很多，有些是当地有权势的子弟，不想她离开。”殷晓俊说。 “那时候常有不认识的人跑来我家里挑柴担水，莫名其妙献殷勤。”杨玉燕微笑着承认。 杨丽萍选择了团里一名北京知青。朋友们都说，那人极好，颇懂音乐。俩人在西双版纳结婚后，北京知青先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折腾数年，杨丽萍终于盼来一纸调令。 “因为我没有对手！” “她1982年进团，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跳得跟别人不一样。”说起往事，张苛有些激动。 采访时杨丽萍向弟子发问，“虾嘎，你26岁想要什么？你知道么，我26岁时，最大的心愿是买台电视机。团里工资才一百多块，一台电视机要两千多。” “她最大的不一样，是她不去练功。”赵军说。杨丽萍拒绝团里安排的所有舞蹈练习。赵军是《云南映象》的记录者，80年代他是总政摄影师，杨丽萍管他叫“小解放军”。 杨丽萍说，团里曾让她练一套类似“芭蕾舞”的动作，“不久，我发现身体完全僵住了。” 她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 “团里连练功服都不发给她。她白天睡觉，看各种录影带，等到晚上教室空出来她再去，一跳就是一个通宵。” 张苛形象地将杨丽萍的艺术敏感性比作一只小松鼠，“她在艺术上最大的优势就是敏感，她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吸收。” 1986年，杨丽萍的独舞《雀之灵》获得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有人请教她：为什么你能获奖？她脱口而出：因为我没有对手！ “我和别人路子不一样。别人都是正规科班，舞蹈学院出来；我是自己练。” 为了制作服装，她卖掉了心爱的手表。但领导没批准《雀之灵》报名参赛，他们认为它不能代表中央民族歌舞团。 “那时我是比赛的评委，一伙人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我看见她骑着自行车自己去报名。总政的干事对她说，你不能自己来参赛。她当即就哭了。干事说，这样吧，你把带子留下来。评委们休息时，我放给他们看看。放出来一看，她的作品最好。”张苛记忆犹新。 挖掘原生态 1992年，张苛编导的舞剧《阿诗玛》首次赴台演出。台湾那边希望杨丽萍能来出演。 “我们演一场两千美金，如果她去就翻10倍。她说行啊，但有一个条件，我不害羞。”众人一头雾水。 一般表现少数民族妇女谈恋爱时，都要求演员作出忸怩害羞的情状。“她说，我们少数民族姑娘在爱情上热情大方，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结果事情没谈成。 “她随后就去了云南，走遍少数民族地区，挖掘那里原生态的舞蹈。” “她一到云南，便直接找到了田丰。”曾任田丰传习馆教员的马惠仙说。田丰是作曲家，写过一首关于云南的歌谣。 “小杨一见他便直统统地问，你是不是田丰？他说是。小杨说，你帮我写歌吧。” 为了方便创作，1989年，杨丽萍与田丰还在昆明29中住过。这所中学的教师蒋明初与万里现在杨丽萍的《云南的响声》中作词配乐。 “我们4人常在一起煮饭、散步，聊艺术。”蒋明初与万里回忆说，“我们都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东西，不满足于舞台腔的呈现。” 90年代中期，田丰带着福特基金会捐赠的10万元，用数年时间走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拜师招生，最后在安宁太平村一个废弃的农场办起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又称“田丰传习馆”，杨丽萍曾任副馆长。马惠仙说：“她一直坚信原生态的生命力。” 马惠仙想起一件事，“佤族原来有种祭祀仪式叫‘拉木鼓’。村寨的人拉完木鼓，会选定一个长发或长须的人，将他的头砍下祭天。这个被选中的人按风俗来讲是幸运者。” 传习馆里一帮佤族村民表演“拉木鼓”时，“小杨要他们按原始方式操作，看完后说，我们就照这个样子。她让一个长发女孩演被祭人头，众人拿竹竿把她扛起来，头发落在地面，大家围着转，音乐是一片脚步声。” 拍电视广告，向省委求助 2001年田丰过世。他苦心撑持的传习馆已经衰落。与他熟谙的旅游歌舞团团长王红云吸纳了馆中剩下的一批学员。 “这个团也面临着市场危机，学员加入后，原先就不景气的商演更加跌落。这时我们想到了杨丽萍。”殷晓俊说。 王红云邀请杨丽萍前来编导一部旅游题材的歌舞剧，希望打入演艺市场。杨丽萍答应了。 “长达一年多时间，我走村串寨，几乎走遍云南。”这是杨丽萍的手记。 “看到那神鼓只有一两位老人会敲，几十套充满人类演变的鼓舞将随之而死去，我痛心疾首„„我拿出自己仅有的钱来排练，将这些珍贵的民间歌舞记载下来，而她叫作《云南映象》。” 2002年底，无力支撑的王红云提出撤资。 杨丽萍却在一幢半拉子工程楼里，铺上木地板，安上大镜子，手把手耐着性子教起了一帮泥土气十足的演员。 “我一看，好家伙。原来是我们请她来的。最后我们这帮男人不行了，反倒是她一个女人冲上去了。”殷晓俊由衷地佩服杨丽萍。 旅游歌舞团撤离后，杨丽萍背负了之前数十万的投资债务。 2003年，人们开始常常在屏幕上看到杨丽萍出现在一些商业广告里。 “我们挤在宿舍里，每天7块钱伙食费。常常一根香烟四五个人轮着抽，想喝酒了，就把身份证押给小卖铺。” 虾嘎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被撵出练功房，一行人提着行李蹲在铁门外彷徨。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心想跟杨老师打个电话告别吧。她正在外地拍广告。她在电话里劝，你们别走，等我回来呀，我一定会想办法。” “她能有什么办法？她当时的住处除了一张席梦思，没有任何家具。她也不懂照顾自己。大冬天屋里没有一丝暖气，只能披着被子打哆嗦。”殷晓俊想起和妻子为她送暖炉的情景。 真正解决燃眉之急的是三宝。 “三宝天寒地冻自掏腰包赶到昆明，我开摩托车去接他，就吃两块钱的米线，住便宜的旅馆。听到学员们唱起海菜腔时，他真是感动了，答应为《映象》免费作曲，并引荐了后来投资60万的派格老总孙建军。”殷晓俊回忆。 “60万还是单薄。光是灯光设计师孙天卫要求的一只国外帕尼灯就值120万，她实在迈不过这个坎了。” “杨丽萍刚到云南时，我问过她，你作为一个知名演员是不是要去拜访本地官员？她说，不。”赵军苦笑道。 这会儿真是万般无奈了，她分别写信给时任省委副书记王学仁、省委宣传部部长晏友琼求助。 “当天下午晏部长打来电话，约在昆明会堂见面。她是有备而来，可杨丽萍死要面子，迟迟不提钱的事。” 交谈中，晏友琼谈到了宣传方针。 杨丽萍说，当年袁运生的壁画《生命的赞歌》，因为是傣族祼女被勒令遮盖，已成为历史的笑柄。 谈话陷入了片刻的僵局，“最终晏部长表态，宣传部花120万买一只帕尼灯，再花30万租一只。” 没有一个观众的首演 2003年4月25日——殷晓俊、赵军对这个刺痛的日子久久不能忘怀。 “原定这天《云南映象》在昆明会堂首演。之前我们已得知，因为非典，40人以上的场所一律禁止聚会。 “杨丽萍焦急地给我打电话，晓俊，你能不能找找市长？我们努力的结果是，只许演出一场，而且没有观众。 “三宝带着搞音乐的一帮人头天到了昆明，孙天卫的帕尼灯早已支起，杨丽萍被拦在场外不许进入。 “一些人觉得《映象》会是一场泡影，不惜搅局刁难她。她的合作者上午打来电话，不给30%的著作权，他们就不演。 “化妆、服装、舞美齐齐围住她，逼着她签合同，把她看作捞回成本的救命稻草。 “她在镜头里问我，阿军，我能不能签？我说，你要他们找谁谁。他们吼道，我们不认别人，只认她。 “有人在边上叫着，杨丽萍，拿钱来，狗屁艺术家。 “电闸被强行拉下，连保安都敢冲她吆五喝六。她真的愤怒了，嗓子都嘶哑了。 “那天的《映象》成了录像。台下空无一人，她跳《雀之灵》时，有一刻被方位所迷惑。” 当晚的晚宴上，杨丽萍走上台接过麦克风，未开口便哽咽了。 “跟着台下的演员们哭成一片。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泣不成声。”殷晓俊摄下了那一幕。 《云南的响声》 《云南映象》2003年8月8日正式演出，大获成功。 云南省委常委丹增看完演出后，将它定调为继《五朵金花》、《阿诗玛》之后云南文化的又一力作。 “那时还面临着宗教祭祀能不能演，有人提出藏人的袍子为什么是黑色等问题。丹增是藏族，他懂文艺，他说我们藏人喜欢黑色，充分肯定了《映象》。” 其间丹增问杨丽萍，藏人的靴子为什么不是皮的，而是布的。 “她来了一句，我没钱，你能不能帮我买？丹增愣了一下说，可以可以，我帮你联系。这事后来不了了之。” 赵军的摄像机记下了当天的情景。他笑着说，杨丽萍有时会陡生急智。 蒋明初和万里在茶馆中说起，“2007年杨丽萍编导了《藏谜》后，去中缅边界采风，无意中发现了一种鼓，那是把千年大树伐倒后，锯成一节节作鼓身，这种鼓没有缝隙，令她灵感突发。后来张苛老师提出让我们3人合作一次，于是就有了《云南的响声》。” 有件事他们很喜欢说：当年阻碍杨丽萍进京的官员，如今在酒桌上逢人便说，“她调令上的图章就是我盖的。” 这天下午3点，杨丽萍又赶往昆明会堂，指导学生们排演。 她的外甥女骄子扮演她先前在《云南映象》中的角色——《女儿国》的领舞，她总嫌外甥女火候不够。 她一遍遍教着，一声声伴唱：“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 杨丽萍受访语录 “民间舞一代一代沉淀下来，大浪淘沙，好的东西留下来了，不好的就被遗忘了。我们这一带不能光接收，还要创造。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东西，然后自己创造。我跳的孔雀舞跟毛相爷爷（孔雀舞第一代舞者）跳的就不一样。” “跳舞和种地是一样的，我就是一亩三分地，按节令撒种，按节令除草，等丰收了，就跳舞唱歌。„„这就是我们的生态。我们不但用舞蹈养活生命，还养活自己的灵魂，多好的生活状态。” “我就是喜欢跳舞，没的选择。我觉得我是一棵草，没什么魅力。但一粒尘埃也有它的价值，尘埃集合起来才有土地，然后万物才有生长的可能。” “跳舞也不一定要在舞台上，那个空间太小。我在这儿也能跳（在采访车内用手做动作），你能阻止我跳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5b13bc14028915f804dc28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