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不知情的公安人员办理内容虚假的居民身份证应如何处理 一、主要案情 被告人俞某，男，34岁，农民。 被告人俞某于20XX年3月间，委托他人根据其所提供的本人照片、“谢福弟”的姓名及住址情况，在公安机关办理了内容虚假的居民身份证1张。同年12月13日，公安机关将俞某抓获，并起获其随身携带的上述身份证。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俞某的行为不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主要理由是：俞某的居民身份证尽管内容虚假，但是通过公安机关办理的，形式上是真实的，对于这种内容虚假，形式真实的居民身份证不能认为是伪造的居民身份证，据此，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俞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主要理由是：俞某明知“谢福弟”另有其人，仍将其本人照片及“谢福弟”的姓名、住址提供给他人，通过公安机关办理了居民身份证，对于这种内容虚假，形式真实的居民身份证，应认定为伪造的居民身份证，俞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行为人向有证件制作权的人作虚假陈述，使该有制作权人制作内容虚假的证件，应如何处理？ 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处理，需要准确把握伪造公文、证件类犯罪中“伪造”的含义。 伪造，顾名思义，指假造。从刑法意义上讲，伪造意味着行为人所制作的对象在真实性上有欠缺。对于公文、证件来说，其真实性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制作人是否有公文、证件的制作权；二是所制作的公文、证件内容是否真实。在刑法理论上，无制作权的人擅自制作公文、证件，属于形式不真实，称为“有形伪造”；有制作权的人制作内容虚假的公文、证件，属于内容不真实，称为“无形伪造”。在有形伪造的情况下，无论内容是否真实，都属于形式不真实；在无形伪造的情况下，只能是形式真实、内容不真实。 对于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伪造”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说”，认为伪造公文、证件，包括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而伪造印章仅指有形伪造，即指没有权限而制造国家机关的印章的印形（即私刻公章），或者在纸张等物体上表示出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真实印章的印文。二是“有形伪造说”，认为伪造就是无权制作者制作假的公文、证件、印章，即仅指有形伪造。该说认为公文、证件、印章的社会信用取决于其真实性，而真实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制作人的合法性，即制作人是否具有合法的制作权。因此，具有合法制作权的人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就是具有社会信用的法律凭证，有权制作者经过合法手续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无形伪造的情形），即使内容虚假，仍不失为合法的公文、证件、印章，因为上述情况下单位的公文、证件、印章制作权并未受到侵犯。相反，不具有合法制作权的人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即使内容真实也是非法的公文、证件、印章。 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肯定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即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伪造”是否包括无形伪造。我们认为，否认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刑法第280条第1款、第2款、第3款并未就犯罪主体做出特殊规定，也就是说，一般主体即可实施伪造行为，无论有否制作权，都可以实施伪造行为，否认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缺乏规范基础。 第二，第280条规定的伪造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秩序（其内涵包括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和管理权），无形伪造行为制造出的公文、证件、印章内容虚假，并不能产生真实效力，具欺骗性，当然侵害了特定单位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同时，无形伪造对单位对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权也造成了侵害，因为单位授权制作人代为行使制作权，乃期待其正常行使，而不许可其越权行使，更不允许其利用职权制作具有虚假内容的公文、证件、印章。 第三，刑法对有形伪造定罪处罚出于该行为对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秩序的侵犯，无形伪造不仅同样侵犯了上述客体，而且由于无形伪造行为具有合法制作的表象，因而更具欺骗性，无论主观恶性还是社会危害性都不轻于有形伪造，不予处罚有悖法理。 第四，国外立法例对无形伪造多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法处罚，有的径行规定在伪造文书罪中。 第五，实践中，无形伪造行为并不鲜见，表现为有制作权的人制作内容虚假的公文、证件、印章，或有制作权的人与无制作权的人相互勾结，共同制作内容虚假的公文、证件、印章，对无形伪造不适用刑法处罚，无异于枉纵犯罪。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应当从理论和实务上肯定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对于有制作权的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按刑法第280条第1款定罪处刑；对于有制作权的人伪造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按刑法第280条第2款定罪处刑；对于有制作权的人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按刑法第280条第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69242a2d3d233d4b14e852458fb770bf78a3b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