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的挑战：从有限的技能到批判性思维方式的跨越 导读：我第一次对数字素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是在2021年，当时读了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的Aharon Aviram和以色列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 Israel）的Yoram Eshet-Alkalai两位教授发表在《欧洲开放、远程和E-学习期刊》上的一篇文章①。该文讨论了新兴数字环境下学习者必须掌握的数字素养技能，作者认为这个领域的实践性很强，但缺乏一个稳健的综合性框架和理论基础，这与数字环境下对学习技能的要求相悖。该文主要围绕Yoram Eshet-Alkalai教授2021年提出的框架展开讨论②。我当时还写了一篇随笔畅谈读后感③。 十几年过去了，Yoram Eshet-Alkalai教授所提出的五种数字素养（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学习技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越来越数字化的21世纪，这些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survival skills）。数字素养如此重要，而由于各种原因，全民具备21世纪生活、学习和工作所需的数字技能情况又不尽如人意，因此各国政府对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倍加重视。然而，虽然数字素养运动方兴未艾，但是它本身的一些矛盾或误区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不但要关注数字技术的获取问题，还必须重视培养能使数字技术为我所用的技能①。山东鲁东大学张济洲教授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张教授于2021年3月至5月调查了3省9市（县）27所初中学校，其结论是“政府通过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仅仅着眼于城乡教育信息化‘物理接入’，而忽视城乡学生‘使用鸿沟’，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鸿沟’是导致互联网使用不平等的关键，必须从城乡教育信息化实质公平角度，推进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建设”②。 但是，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的马克·布朗教授在本期“国际论坛”的这篇文章中认为，我们既要培养实用性数字技能，也要发展批判性数字思维方式，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双重目标”。 文章首先指出目前数字素养领域比较混乱，现有数字素养模型和框架有100多种之多。此外，不管是定义还是术语，也都未能获得共识，比如除了数字素养以外，还有诸多术语被用于指称这个概念，包括数字技能、数字流畅、数字能力、数字本领、数字智能、数字能力倾向、数字知识、数字理解、数字倾向、数字思维，等等。从文献对数字素养的理解和界定看，数字素养本质上有政治性，很多模型和框架却没有考虑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因素。文章指出：“数字素养并不是关乎掌握设备的操作技能，而是涉及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大问题。” 在接下来第三节“什么是数字素养？”的讨论中，作者承认很难用三言两语回答这个问题，希望通过比较和对照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模型和框架，加深对数字素养的理解。作者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开拓‘新疆域’”，如果继续囿于传统视角和思维方式，则难以“提出更具变革性的数字素养框架”。 第四节对几个备受关注的模型和框架进行批判性述评。第一个是新媒体联盟2021年“试图解决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数字素养定义的问题”，并认为“对数字素养包含哪些内容缺乏共识正在妨碍好政策的出台以及合适项目的开展”，从而提出一个模型，包含批判性和实用性两个维度的三类素养：通用素养、创意素养和贯穿于各学科之中的素养。这个模型认为数字素养是一个动态概念，相關模型和框架也会不断发展。第二个是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提出的《数字能力框架》，包含6个成分15种技能，“涵盖实用技能、批判性使用、创造性制作、参与、发展和自我实现这些方面”。这两个框架虽然在具体素养或技能上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共同点（强调实用性和批判性、数字公民素养、不断变化发展等）。总体看，第二个框架更加强调环境因素。第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8815a702a4ac850ad02de80d4d8d15abf2300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