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在隋唐诗风嬗变中的历史作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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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炀帝在隋唐诗风嬗变中的历史作用(一) 论文关键词：隋炀帝诗歌历史作用 论文摘要：对于隋炀帝在历史上的作用，人们一向持否定态度。本文从隋代诗歌史的角度，考察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探索他在隋代诗歌风格演变中推进南北诗风融合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的某些现象往往是那样具有嘲讽意味:同隋文帝杨坚弃华返朴的理论和实践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场帝杨广对华章丽句的近乎狂热般的爱好。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位以荒淫无道载人史册的昏暴之君，在诗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进南北融合的急激冒进型的先行者。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些煞费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诗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个人的悲剧始终处于历史与时代漩涡的中心。 《隋书·文学传序》载: 场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稚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级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这段记载涉及到的历史现象比较复杂。场帝初习艺文时的非轻侧之论与即位后的一变其风、其意在骄淫的诗文内容与词无浮荡的表现形式之间，都蕴涵着内在的二律背反。杨广以阴谋手段易储篡位，政治野心的约束与压抑迫使其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表里、前后均不一致，这给后人真正认识此人及其诗歌的本来面目带来了难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人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原始生存竞争的欲望。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①。“矫情饰行”本身就是压抑自己内心那些日益强烈的基本愿望;而压宗这一狼子野心的得以实现，即意味着杨广个人的命运悲剧正式开场。为凡夫俗子垂涎艳羡的“九五之尊”，在隋场帝这里其实是一种厄运。隋文帝在位时的大诛杀己为场帝积怨，文帝弥留之际场帝与陈宣华之间的风流韵事及文帝那莫名其妙的死，更为场帝种下了祸根。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那篇以痛斥场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②闻名于世的檄文历数他有十大罪状，其中轼杀、娶母为十恶之首(陈宣华在名分上是场帝母辈)。且莫说在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的诗书礼仪之邦，即使在近代西方，这种乱伦行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也是令人发指的。正是在人们由捕风捉影的怀疑而确凿不移地认定的这两点上，暴露了场帝性格中原始野性未泯的一面，从而使他成为隋代一系列矛盾的聚焦点。 这颇有些类似于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所剖析的那种现象。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这篇文章中，将儿童的恋母妒父心理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的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俄狄浦斯王杀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式，他只不过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③弗洛伊德的学说明显带有其神秘的泛性论色彩，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我们如果扬弃其不合理的悖谬成分，并将其引申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广义角度来理解的话，却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弗氏所述心理现象发生于人类幼年。而隋刚刚从中脱胎出来的北朝，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幼年时代。这从诗歌发展史上也可以看出来。例如河朔一带流行的那些以巾帼英雄为主人公的北朝乐府民歌，即明显带有氏族公社阶段之母权制的印记;而隋代诗歌中那种不加掩饰的生存本能的冲动，那种热血腾涌的野性气息，都带有人类幼年时代茅塞未开、没有过多的思想束缚、活泼好动等显著特征。这些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但也许是顺应了人类天性的缘故，它却往往能够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古希腊神话之辉煌成就与此关系密切，中国唐代诗歌艺术的全面繁荣亦与此息息相关。隋唐时代诗歌的兴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始终没有消退的人类幼年时代的稚气，以及与之俱来的旺而不衰的蓬勃生命力。而这些稚气和生命力在隋人心理上及其诗歌中化成的冲击力量，在隋场帝这里可谓集其大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场帝可以说是中国的俄狄浦斯王。他在轼父娶母的宫廷政变中所作所为之野蛮和残暴，乃是人类早期那种强烈得按捺不住的原始生存竞争欲望的体现。人类生存竞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性的本能，杨广那些直接发自性本能的极端荒淫的行径亦为时人所不齿;但另一方面，性本能又具有升华作用，它可以把感情转变为事业上的追求，亦即舍弃性的目的，而转向更高级、社会更能接受的目标，把本能的能量贯注到替代的目标或对象上，使本能愿望的要求变成一种新的、非性的欲望和思想。性本能背后的这种潜在力量，弗洛伊德称之为“里比多’，④。里比多在隋场帝事业上的作用，可分为政治与文艺两途。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统一，又有着各自独立的特色与差异。在政治上，隋场帝是一位失败的悲剧型人物。修万里长城、开凿大运河这些造福后代的建设性事业，换来的只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烽烟四起，最后终于推翻了他的统治;在文学上，这位疏于治国理民之道的统治者却颇有建树与开拓。即如《冬至干元殿受朝诗》:北陆玄冬盛，南至蓉漏长。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至德渐日用，治道愧时康。新邑建高击，双阀临洛阳。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华净，朱庭皎日光。缪佩既济济，钟鼓何煌煌、、·…⑤ 此诗最初给读者的印象是雍容典雅、四平八稳，似无甚具有魅力之处;但倘若我们从整体上去感受的话，它表现的乃是一代关陇英杰刚刚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时那种如日方升的宏大气魄与意象。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即明显得益于此。再如《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天之骄子的意气更是喷薄欲出: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澳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拒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转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放……⑥后来唐太宗虽也有同题之作，却远不及场帝之作坦荡与畅快:“寨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筛族，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征。’，⑦两相比较，场帝作品中那种对于武功的渴望，对于权利与荣誉的迷恋，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陇豪强大展鸿图时那种带点沾沾自喜的时代自豪感，都较太宗之作要强烈得多。它不像后者那样刻意追求对仗的工整，许多话想说又不敢说，还时时露出雕琢痕迹;而是赤裸裸地袒露胸怀，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畅所俗言之果敢，无欲言又止之顾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作为帝王无法与一代英主唐太宗同日而语的隋场帝，在作为诗人这一点上却要比唐太宗高出一筹。不管太宗的拥戴者们是否心悦诚服地愿意承认，诗歌史上的史实是明摆着的。后来唐代宫廷中那些以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为主题的君臣唱和之作，即场帝诗歌作品的余波。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唐太宗的煌煌功业使其诗笔有了依托;不似场帝那般色后内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隋场帝是关陇军事集团的早期领袖之一。此时的关陇军事集团，在政治上还较为稚嫩和不成熟，对如何治理一个涣涣大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他们对“以马上得天下，非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体会不深，对一般封建帝王用以维系封建统治的儒教纲纪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加之以治国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的种种失当，顷刻颠覆之悲剧的发生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初生的关陇集团内忧外患积蓄之多，好象一个装满了火药的木桶，距离总爆发所欠缺的只是一点火星。以隋文帝杨坚之兢兢业业地小心经营，尚且只能延缓矛盾激化而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消饵;何况隋场帝杨广先天生的缺陷，使他连这一点也无法作到，必然被爆发炸得粉身碎骨。这不仅是杨广个人、也是整个关陇集团和隋那个朝代的悲剧。身为一国之君，杨广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但隋代的时势尚不容他任意伸展。政治上无处施展的力量转而发之于诗歌，一些诗篇因之充溢着关陇健儿的豪雄之气。如《白马篇》塑造的主人公，展现了一代关陇英杰的风姿，建功立业之心溢于言表:“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恺，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网剪名王。射熊人飞观，校猎下长杨。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原。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⑧前面提到的那两首《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和《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纪辽东二首》皆属于这一类型。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是一批以雄豪阔大为美的诗歌作品的出现，后来唐人作品中关陇健儿的主体意识历久不衰，杨广可以说是他们的“始毕可汗”。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bab2d97876fb84ae45c3b3567ec102de3bddf0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