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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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一) 论文关键词：宗族家庭乡里制度乡村治理 论文摘要：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一、宗族家庭的源流与嬗变 (一)农耕生活产生家族制度 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结束了被动的采集农业，开始发展原始的种植农业。这种农耕的方式使得人们定居形成村落，而村落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子采集果实，管理氏族内务，成为生产的主人。随着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禁忌的增加，群婚制逐渐受到排斥，“对偶婚”不断增多并变成一夫一妻制，这标志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从此，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身份不一的社会结构，这样就形成了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族。为了实现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有效管理，一套具有严密等级的家长式的宗族制度，作为宗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在地缘上便成为了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治理集团是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 (二)家族制度孕育国家体制 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文明。在父系氏族末期，随着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的联合，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逐渐发展起来，我国也开始进入奴隶社会。这一时期的家庭经济“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样”，长期不能离开“氏族或公社的脐带”，公社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宗法制度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它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成熟于西周，由原始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变而来。周天子利用公社形式，建立了以井田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邑里村社为基层组织、以世袭分封为政治结构、以宗庙社稷为权力象征、大宗小宗分别继承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强迫性。(三)制度的瓦解与意识的延续 从春秋初年开始，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瓦解过程。如宋代陈祥道说，周代宗族制度盛行，到商鞅变法，人们早已不知道敬宗收族了J。直到战国中叶以后，经过各国的变法运动才彻底瓦解。在宗法制度之下，周王室是天下同姓诸侯的大宗，周王是大宗的大宗子，诸侯对周王惟命是听，不敢有缺，但随着分封制的混乱和瓦解，周王已无力维持天下共主的地位，自然失去了大宗的大宗子地位，宗法制度消失殆尽。而在周天子之下，大宗、小宗关系混乱颠倒，许多强大的异姓大夫起来控制国君，最后夺取国君的位子。在孔子看来，这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生产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家庭之间的地缘关系在一定关系上还客观存在，因此敬宗收族、宗族团聚、族众互助的宗法意识不但没有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而扫地以尽，而且“自殷周至民国，家族势力虽然时遭贬抑，但家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二、宗族家庭与乡里制度的亲和 (一)宗族家庭的作用与功能 与古希腊的海商文明不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种植文明，种植业的特点使得人口束缚于土地，罕有流动性，进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聚族而居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以邻里为主的地缘，二是以宗族和家庭为主的血缘。因此，以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保持农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一方面，从宗族的功能需要来说，大体可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来概括。“守望相助”为的是应对社会风险古代的农村地区生态不稳定，耕作方式粗放，往往需要靠天、靠地吃饭，再加上纷争不断、战乱频仍，村庄安全成为很大的问题。因此，村民聚居就容易形成规模巨大的村庄，以此来增强防御人祸的力量。从“疾病相扶”来讲，传统小农经济的农户十分脆弱，非常需要得到超出家庭力量的扶持，而人们的祖先崇拜情结使得族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并且这种朴素的利他主义逐渐地成为宗族族约中普遍的规定。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以外，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集中个体的力量，进行公用道路的修筑、水利设施的兴建、水井的穿凿，以及村落围墙的修建等，这些都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 另一方面，从法律规范来讲，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组织制定有大量的族规家法。这些族规家法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以协调邻里关系、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由族人自行制定或自愿接受，共同遵守，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这些族规家法不仅仅是民间的，而且获得了国家的默认甚至支持。它们不仅是劝导性的，而且往往是惩罚性的，比如对于违反族规的人，可以责打、罚物，甚至逐黜族籍，即使将不法族人处死，国家也不会轻易干涉。还有的族规规定族内发生纠纷必须通过宗族内部解决，不许向官府提起诉讼。可见，族规家法是以义务为基础的规范，在国家一般不介入基层社会尤其是宗族内部事务时，可以有效约束族人内部的争斗及少数人的越轨，约束在公共物品生产过程中的偷懒行为，从而使宗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秩序。 (二)国家治理面临两难抉择 村庄最早是家族的自然聚集，是原始公社转化而来的宗族组织，并随着宗族组织向国家转变而被纳入到国家管理之中。在农业时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源来自于土地，因此迫切需要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的治理和控制。然而，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却使国家面临治理的“两难抉择”。 国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治理成本的问题。我国地缘辽阔，当国家的规模不断扩大时，国家与乡村的社会距离自然拉大。同时，农耕生活天然的独立性，使得乡村成零散的点状分布，使中国的乡村彼此分离，相距遥远。“虽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细胞化社会”或“网络化社会”。如果国家权力渗透到广袤的乡村，将乡村纳入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必然要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用较大成本换取的却是极低的运转效率。再次，由于宗族是封闭的、排外的、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组织，国家治理乡村必然要遭到家族势力的抵触和挑战。宗族势力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当国家权力下沉时，必然和家族势力产生治理冲突。国家有限的控制力和以宗族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力量的不断抵制，使中国历代政权都难以把乡里社会纳入到国家治理的体系中来。 (三)成本思想催生乡里制度 为了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统治阶级只能采取官民共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一方面，国家政权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依托乡村内生的民间权威，把宗族的首领培植成皇权的代理人，通过他们实现对乡村的控制，进而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这种治理模式使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宗族权威的交汇地带，“王权”和“族权”在乡村既斗争又合流。当两股力量比较协调时，乡村稳定，国家可以从乡村获得大量的资源；当两股力量发生冲突时，就可能出现乡民造**，进而导致王朝更迭。 三、乡里制度的特点与功能 (一)宗族势力强大 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时没有清算氏族制，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了起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使中国人的家族概念很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家族兴旺曾一度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儒家思想中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乡村，大的家族人多势众，具有较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小的家族单门独户，常常没有什么地位。家族势力在乡村的存在，调解了族人争端，维护了社会治安。当外族入侵时，家族势力还能够保护乡土。为了促进乡村的发展，家族势力还注重对家族成员进行教育，组织乡民建设公共福利事业。面对强大的宗族势力，皇权统治没有动摇它的根基，而是将其作为专制统治的基础。当然，随着王朝变迁、人El流动、异姓杂居等因素的影响，家族势力盛衰与社会的变迁交相关联。乡里组织作为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最底层，它与家族宗法有某些分离，其性质也有不同。但是，由于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关系最近也最为密切，也由于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制度的相似性，所以乡里制度不仅不能完全割断与宗族家庭的脐带关联，而且其中还有着较强的宗族家庭意识。宗族家庭虽然不属于官僚组织系统，但它有着与官僚机构相近的一套制度，加上它分布广阔、凝聚力大，其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可以说，宗族家庭式乡里社会是最大最稳固、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团体与组织单位。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乡里社会进行的任何运动都与宗族家庭势力有深刻的关联。乡里制度是中国官僚制度在乡里社会的延伸，它对宗族家庭的影响也是中国官僚政治对宗族家庭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乡里制度的发展嬗变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的影响史。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bef5d734793daef5ef7ba0d4a7302768e996f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