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生活中的必然因素决定的。经济是基础．思想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后者是前者的反映。尽管他们承认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但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只是“一定的”，“不是决定性的”。而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中，资本主义的本质似乎不尽如此。在《新》中，我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水平提升而导致的。勤奋、节俭、禁欲在当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考察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联系，韦伯力图论证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形成的“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性化及其所要求的合理分工、合理谋利、恪尽职守、勤俭守时等“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了巨大影响，提出了强而有力的独特见解“理念与理想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应，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迁的真正独立自发的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道德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大陆的重商主义的发展，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新航路的开辟让欧洲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世界视野。掠夺黄金、殖民地贸易、人口贩卖成为最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也让一部分走上了致富之路。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是依据该国所拥有的贵重金属的数量而定的。一个国家占有的黄金越多，这个国家就越是富有和强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应当尽量多卖，同时尽量少买，以便取得一种有利的贸易差额，使其它国家不得不用金钱偿付他们的逆差。为了使国家有尽可能多的货物铺向国外，政府鼓励发展国内生产。而后随着进一步生产水平的提高，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又让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更进一步的提升，工业化的大生产让诸如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形成。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不尽然逐渐表现出来。那种残酷的竞争、压榨、垄断之类的行为逐渐充斥资本主义的市场。但西方的主流声音还是认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优越性。 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在欧洲大陆得到如此之强势迅速地发展？韦伯认为，还是与新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息息相关。尽管韦伯所处的时代是自然科学与理性主义凯旋的时代，宗教被公认为是人类的瘟疫，而韦伯却慧眼独具，强调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新教认为，世俗责任是一项帝赋予人的重要天职。这就是说，上帝要求基督徒尽可能地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根据他的圣诫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人们信奉新教，会认为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生活，为的是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更符合 “眼中的社会”。另外，新教伦理不仅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劳动获得财富，而且把劳动看作是远离罪恶和堕落的手段之一。在韦伯看来也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成为衡量所有基督徒是否虔信的标准。对于基督徒而言，信教者则可以用是否虔诚来划分。如何表明一个人是虔诚的信徒，首要条件就是他必须做好自己的世俗工作——劳动。只有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荣耀上帝。所以，按照新教伦理的准则，“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也是不正当的。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个强而有力的精神支柱得以壮大。作为“天职论”，人们必须勤俭、努力工作，在现世的社会中积累财富，为社会创造更多地价值，以体现自身的价值，借此说明自己是作为上帝选中的人，而希望死后可以得到灵魂的救赎与安息。 可以说，马克思韦伯从宗教和精神层面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将所有问题解释清楚，但这种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独特和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我一直都比较赞同韦伯先生的观点：“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或者好多人并不认同宗教意思上的解释，特别是对于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说。毫无疑问，所为一个有神论者，我相信对某一些信条和精神的敬畏和独立思考有利于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对道德问题的抉择。很多人认为，所谓的宗教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实际上，在物欲横流的今日，我们的确需要从宗教的世界观里面找到以我安慰和解脱，好好想想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意义何在。这种思考比一切物质成就都更加重要。每一样事物都有其价值所在和目标，问题的重点不是如何去实现，而是其核心价值所在。当代的中国人正在经历着一种集体信仰缺失状态。人们的思想早已被不同的政治狂热活动和改革开放以来唯利是图的社会发展趋势所冲击，导致人们出现信仰的真空。意识形态的淡化、宗教的功利化、体制对个人思想的禁锢已经使人们无所信仰、无所畏惧。当一个人心中无所畏惧时，还有什么坏事不能做出？毒奶粉、假食品、员工的非人对待、法律和制度上的种种荒谬不公的事件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连上帝也不怕了，难道还怕做这些？这种思维方式的确十分之恐怖。人们心中无所畏惧，心中无所信仰，在现实中注定被物质或体制所控制、腐化、失去其作为人应当具有的道德和人性。最后，我们会发觉，这种罪最后还是我们自己所承担。这个恶性循环并不是单纯经济上和物质上的飞跃所能解决的。现在人民普遍有两种极端：要么无所畏惧，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有权利和金钱就可以；要么迷信宗教，将宗教本应有的精神和价值观埋没于一种功利主义迷信之中。这两种想法都是对社会极其危险的。或者到现在我们还不明白我们心中的价值观和信仰到底是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信仰会根据时代的变化收到不同的冲击，受到政治的不同影响。当意识形态不为人们所认同或不能适应现实状况时，会令人们出现信仰的真空。而我们现在遇到的正是这个问题：人们所信仰的是权利和金钱，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伦理。一些人心中无所畏惧，因为他们自以为获得了让意识形态和宗教伦理都更加实用的东西；一些人正热衷于追求这种权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没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现在社会问题的良方妙药，但它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理性和独特的方式去理解我们的信仰，去关注我们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因为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中心问题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依次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构成因素。这部研究集著，就是要研讨这些力量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5486fd0d4d8d15abe234e9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