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次”改革：新时代浙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 作者：本刊记者杨婷 来源：《社会治理》 2019年第12期 本刊记者 杨 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浙江省2016年率先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新时代浙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探索和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新实践，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最多跑一次”改革从技术层面的应用与改进，到政府治理理念、服务机制等的革新，从“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最多跑一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深度的开放共享，正给浙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题，本刊特别访问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 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请您结合浙江省倡导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谈谈如何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郁建兴教授：十九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制度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稳定地表达出来，概括为十三个制度优势，并且鲜明地提出，要把这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它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是我们能够发挥和提高治理效率的前提和基础。但同时，我们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地突出我们的制度优势，更好地发挥我们的治理效能。这个就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讲的，要着力于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就扬优势这个话题而论，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拥有很好的制度优势。而补短板，恰恰就是在社会治理领域。我们长期以来是经济和社会两手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些新的系统认识，比如提出来我们要“健全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的治理制度”，提出了要“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提出要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原来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础上增加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提出了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等等。 在这些新的重要论述中，我觉得“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命题的提出，其实是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体化了，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层面的体制机制。所以，如何把我们今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补根基，要坚持巩固我们的制度优势；另外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提高治理能力，因为改革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是我们坚持完善制度优势、发扬制度优势、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们党的宗旨。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场以民众为中心的治理创新，将为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贡献可能的‘中国方案’。请您谈谈‘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郁建兴教授：源自于浙江、燎原于全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它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浙江的省域。这场改革之所以是以民众为中心的一场公共管理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从名称来讲，这个改革叫“最多跑一次”，它的主语不是政府，是民众和企业；第二，从改革的逻辑起点讲，当前政府的公共部门都是根据职能设置各个部门，但是人民群众的事不是以部门来界定的。比如我要办一个房产证，需要到房管部门、税务部门、国土部门等等，最快捷我也要跑三次。浙江省在谋划“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时候，是以“一件事”作为这场改革的起点。那么怎么来确定这一件事呢？2017年，我们从2016年人民群众办件量最多的数据库里，选出前100件进行攻关，比如办房产证，要对房管部门、税务部门、国土部门进行流程再造，促进信息共享，使这个证一个窗口就可办好，任何一个窗口都是政府整体的一个缩影。现在浙江省正在不断扩大这“一件事”的范围。所以，这是以民众为中心的一个主要表现。第三，“最多跑一次”改革还以民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不断到民众中去，不断组织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并且设立了线上线下反馈机制。 “最多跑一次”改革，总体上讲，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改革内容设计上来讲，它从民众的所思所想出发，以民众的满意度作为它的考核的标准，为我们今天超越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社会治理：就如当年“枫桥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相关经验做法，也成为新时代的治理创新之举从而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您认为，浙江为什么总能够在治理能力创新方面领潮流之先？ 郁建兴教授：浙江省的经济、文化、自然资源等，在历史上都是处于比较中等偏下的程度。浙江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资源，但有很多优质的企业家资源，正因如此，使浙江成为改革开放的模范省。长期以来，改革始终是浙江发展的最重要的经验，所以在浙江，无论是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总结，还是展望未来的发展，始终是以一种改革的精神来讨论、来解释、来谋划的。从今天来看，较好的宏观制度环境，是浙江比较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1978年以前浙江没有发展起来，可以说，浙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得益者。而且浙江有比较好的和改革开放相契合的文化传统——儒道互补，它强调经世之学，强调功利之学，是儒家思想中的一股清流。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浙江人对财富的追求，可能从文化基因上就与其他文化区域不同。另一方面，浙江的干部，无论从省级政府到乡镇政府，甚至是一些村级干部，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服务动机，这对于公共服务的能力的提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总地来讲，浙江的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有政府领导的因素，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的因素，还有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影响。 社会治理：我刊在2017年曾专栏报道“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经过三年多探索实践，我们想进一步了解“最多跑一次”改革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新的进展？ 郁建兴教授：首先，“最多跑一次”改革所选的突破点是政府的行政审批改革领域。在以前的行政服务大厅里，每一个政府公务员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窗口部门之间没有联系，给百姓办事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第一步就叫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就是以民众的立场来界定一件事，然后在后台通过信息共享和部门联动来进行流程再造，一件事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全部办完；后来我们又发展到无差别全科受理，所有的窗口受办所有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行政服务中心的变迁是从农贸市场模式发展到淘宝模式再到京东模式。从一窗受理到一网解决，实质上就是从一项方便人们办事的便民服务变成了政府公共组织形态、职能设置、流程安排、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整体性的政府改革，这就倒逼了政府数字处理能力、流程闭环再造以及权力设置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使得机构改革中很多部门机构根据相应性、科学性来进行合理重构。 其次，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也是个难题，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精神来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实质上就是从根本上重构了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为此，我们提出了“承诺制+标准地”改革，即从原先的企业为了申请用地去各个部门跑审批，转变为政府制定标准后出让用地，企业承诺满足标准后进行“一窗受理”即可开工，建成投产后按照法定条件和既定标准进行验收。这项改革不仅缩短了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高质量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成长。 再次，“最多跑一次”改革也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发展。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做出的一些改变，“最多跑一次”改革使人们去三甲医院看病时的挂号时间不断缩短，看病中的十个难题，像划价、取药、检验等问题，也一一得到化解。“最多跑一次”改革也推进到高等教育领域，例如浙江大学每年几万人次的出境出国现在基本都是无纸化审批，在引进人才的入职手续方面、学生的毕业手续方面也都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另外，“最多跑一次”改革还参与设计信访超市，达到“最多访一次，最多访一地”的目标，原先的信访部门是一个收发室，群众提出意见后只能被动等待有关部门反馈，“最多访一次，最多访一地”则是把人民群众信访较多的事划分为不同模块放到信访现场，人民群众需要办什么事情就可以直接去找该模块办事，从而大部分信访都可以一次解决，少数没能解决的信访问题再由信访部门代办，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信访给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压力。 目前，“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在朝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方向进行延伸发展，并且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我们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精神来不断推进社会建设领域的发展，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并且不仅仅是建立静态的治理体系，更是要动态提升治理资源。 （责任编辑：王大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8282a0151ea551810a6f524ccbff121dd36c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