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卞之琳《慰劳信集》诗歌独特风格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浅析卞之琳《慰劳信集》诗歌独特风格 作者：张星南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10期 摘要：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发表的时间是1938年，也正是抗战最风起云涌的初期。在时代的号召下，诗人们写下了大量热爱祖国、抗争侵略的诗歌。但《慰劳信集》却始终和大众印象里的战歌不同，有着迥然于战歌的风格特点。本文拟以这一点对《慰劳信集》做出浅析，以求挖掘其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抗战诗歌 卞之琳 《慰劳信集》 风格 如果说文学创作有规律可循的话，我认为至少有一点的确是如此的，那就是创作者的风格分类。风格就像人一般，总有外向的和内向的。面对同样的事情，外向的作者容易激动，靠着奔涌的情绪即可一气呵成；而内向的作者则容易陷入思考，尽管他也有情绪，但他总不愿意在作品中呐喊大叫，他要你一点点读，一点点思量。中国的文人总是如此，而卞之琳无疑属于静的那一类。1937至1939年间，他的反映时代的崭新诗集《慰劳信集》也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和同时期很多其他诗人的诗形成了迥异鲜明的对比。正如袁可嘉所说，这些诗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诗”，与“时代的喇叭手”有些不同。那这种“新型”的风格究竟新在哪里呢？下面笔者结合具体诗歌进行浅析。 一、仍然存在的大思考 抗战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卞之琳诗歌中蕴含的知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圆宝盒》《白螺壳》等无一不渗透着理智的思辨。他的诗歌总能通过一些小的生活现象来折射出富有哲思的思考。到了抗战时期，广大的诗人们纷纷响应时代的号召，迸发出喷薄的创作激情。最初也是最为有名的是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的这首诗铿锵有力，以激昂奋进的姿态鼓舞着人们为祖国而战。再如穆木天的：“今日我看见一片血腥，/我见血腥里边藏着希望，/今日我虽看见人间牛马的呻吟，/但我看见在呻吟里存着刀枪。”同样作为一首战歌，它呼喊着，激情地唤起我们心中奋勇杀敌、保卫国家的决心。 卞之琳尽管也不例外，同样写抗争、写人民，但不同的是，他的《慰劳信集》里并没有忘掉沉思。相比于同时代许多“战歌”式的鼓噪甚至是所谓“抗战八股”的苍白浅陋，卞之琳的思考更有层次感，更带有宏观性。例如《给实行空室清野的农民》，写到农民们为了躲避日本军队的侵略，在组织下向远处转移。诗歌中有农民转移的诗性描写，但也通过农民的嘴和心理表达了对战争的宏观思考。诗中有这么一节：“谁说忘记了一张小板凳？/也罢，让累了的敌人坐坐罢，/空着肚子，干着嘴唇皮，/对着砖块封了的门窗，/对着石头堵住了的井口，/想想人，想想家，想想樱花。”几近被搬空的村子是萧条的，甚至连门窗和井口都被封住。一般人想到的恐怕都是人们纷纷咒怨日本鬼子，但作者不这么想，他想到的是：也罢，让累了的敌人歇歇，想想自己的家乡。这就和流行的战歌截然不同了。里面渗透的不是“杀杀杀”的口号与愤怒，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推心置腹。卞之琳本人也对此诗说过一些自己的想法。卞之琳曾说此诗有着“由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而产生的温情”，单从这一点来看，卞的诗就有着和同时期其他抗战诗歌所不同的思维。其他人都在鼓励战争，奋起反抗侵略，但很少有人能从更大的层面上去思考战争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你们会知道又熬过了一天，/不觉得历史又翻过了一页。”度秒如年的充满血腥的战争，在茫茫的历史长卷中只是小小的一页。卞之琳的这个思考无疑给他的诗歌增添了一分更加博大的人文关怀式的沉思。 二、带有光明的歌谣 我们一般认为，卞之琳的诗歌诗味儿十足，富于理性思辨的他写出的诗歌话语一定有些难懂晦涩。事实上我们通过《候鸟问题》《距离的组织》等的确可以发现卞诗的这一特征，其语言的跳跃性很大，若不通过一定的思考，很难摸索出作者创作的本意。但到了《慰劳信集》，卞的诗歌语言出现了转变，或许是出于写作主题的客观性要求，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等主题的确根本不需要晦涩模糊。不过按照上一节的论述我们知道，卞之琳的诗歌始终在努力地思考着什么，他的诗歌语言应该仍然存在着理性的跳转。但令人讶异的是，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明明还在思考，却用了几近通俗的口语来表现，而且通过他一向擅长的押韵和精练增加了诗歌的可读性和轻松性，至少相对于“白骨露于野”的血腥场面要轻松得多，总体呈现了一种歌谣式的歌唱风格。我们可以看《放哨的儿童》中的一节：“把棍子在路口一叉，‘路条！’要不然，‘查！’/认真，你们就不儿戏，/客气，来一个‘敬礼！’/再不然‘村公所问话！’/可是送了，/不妨在地上画画。”诗中毫无难懂的字眼，反而都是最平常的话语，作者只是用剪辑将其格律化罢了。剪辑后的每一个字都不浪费，并通过音顿等方式实现了诗句的抑扬顿挫，音乐性十足，两字一顿的方式将孩子认真的样子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也正是这种日常化的表达方式，让我们能鲜明地感受到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那个年代里的小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正经严肃却又让人忍俊不禁。这种独特的设置使得卞诗给了我们一种光明的希望。其实不只是这首《放哨的儿童》，其他如《给一处煤窑的工人》《给一位刺车的姑娘》等，都体现了那个年代里劳苦大众在苦难面前的坚定的信念和心态。这里的老百姓会笑，会依然叫着毛驴“小婊子”。参战的、不参战的，所有人都是鲜活的、可爱的生命个体。卞之琳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战时场景，这里虽然有杀敌，却没有杀戮。也正是这种浓厚的生活气息，才会让我们从更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 另外，卞之琳曾提到自己尤其钟爱英国诗人奥登的一些诗。奥登提倡写“轻”的诗，“他不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的语言会很直接并接近普遍的表达”，比如口语化的谣曲等，这一点相信读过《战地行纪》的人们并不陌生。而在《慰劳信集》中，诗歌的口语化就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三、创作者与被描写者的一体化 为了方便理解这个概念，笔者在这里引《慰劳信集》里《给远方的神枪手》的部分诗句来做分析： 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 你看得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 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 酒涡深起来，孩子们笑了。 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 这首诗是献给在前方打仗的战士的，表面上诗里描写了四个主体——“你”“老人”“孩子”和“妇女”。战士要去前线打仗，人们都在期盼着他能奋勇杀敌，取得胜利。但实际上，仔细阅读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些被描写者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观察者，也就是作者自己，他本身也和这些老人、孩子、妇女站在一起，就像送行队伍里的普通一员，他也在和这些人一样笑着，看着，“痴心”着。所以，作者是早就和被描写者融为一体了，他只是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在描写，抒发既是自己的又代表着集体的炽热感情。 再如《给一切劳苦者》：“只偶尔想起了几只手，/我就像拉起了一串长链。”显然，这时候尽管作者在歌颂他们，但他们和作者是手拉着手的，一切劳苦者，当然也包括了作者。到了诗歌的最后，“一切劳苦者。为你们的辛苦/我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卞之琳的这种个人表达实际上隐喻着对集体的赞颂。 “我”和被描写者是一起的，与同时代很多着重于自己呐喊的战歌有很大区别。尽管很多诗人的诗里也给予遭受苦难的人们感同身受般的理解和同情，但或在开头，或在结尾，总是不忘抒发自己胸中的一腔激情。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即“我看到——我想到——我要”的模式，虽然此模式有其合情合理性，但单从诗歌的艺术技巧和成果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是多多少少僵化了表现时代的方式。当时有人指出所谓的“抗战八股”，其实就是被某种模式桎梏之后过于僵化的产物。这种模式下的诗歌苍白无力，口号连篇，没有一点真情实感的表达，仿佛在为了抗战而抗战，使得创作根本没有和群众联系起来，显然这是不可取的。而在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中，作者和群众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真正深入了生活，所以在其诗中，我们很少看到与群众分离的抒情自我，而是看到一位有文化又亲和的长辈，操着一点方言，在向读者娓娓道来属于他们的艰辛苦难，以及对这些人的热爱，而非站在一旁，呐喊着“我爱!”。显然，卞的爱更加深厚朴实，其中也流淌着一股热血，只不过诗人因为自己的个性和创作风格，不喜爱大声喊叫罢了。 四、结语 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我们总能看到诗歌中的昂扬斗志，大家都像战士一般在纸上的“前线”中奋笔疾书，宣扬着自己的激情。这种战歌的出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也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卞之琳的抗战诗歌却和当时主流的战歌风格迥然不同。他的诗虽然内质仍然存在着一片炽热的爱国心，反抗侵略的斗争心，但他没有放弃思考，反而用他敏感的心思将诗上升到对战争的审视，从而把他以小见大的特色变得更加宏大，让我们在读诗的过程中不只停留在热血冲动的世界。卞诗里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而不是为了宣传鼓动营造出来的虚假赞美，给我们的是感动而不是激动。这种风格，虽然不同于当时，却实实在在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位真正爱国者的担当。 参考文献： [1] 卞之琳.卞之琳文集[M].江弱水，青乔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 陈丙莹.卞之琳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作 者：张星南，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948746558@qq.com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c6b8f0106a1b0717fd5360cba1aa81145318fd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