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俗韵: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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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俗韵: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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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之韵在“俗”。

所谓“俗韵”是指通俗文艺所具有的那种滋味、韵味,也是神韵的一种。不是字典里解释的那种俗韵:要么象严羽去“五俗”的俗韵,指句尾叶的险怪不工韵脚;要么象白居易所说:“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连大力提倡韵的明代陆时雍也说:“诗有灵襟,斯无俗趣;有慧口,斯无俗韵矣”。俗韵,过去总是被贬为庸俗不堪的东西。

所谓“俗”,是相对立于“雅”而言,高雅为宫廷达官贵人所有;文雅为文人学士所好。而“俗”是广大平民老百姓的。《史记》张守节正义谓:“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上下是有严格区别的。下面老百姓的东西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可这是偏见。郑振铎先生说:“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文学。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中国俗文学史》)郑先生给俗文学概括了六大特质,首先就指出它是人民大众的:“她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

我看通俗文艺只少有如下几个特质:地方性民族性、时代性、集体创作与历史传承性、具有自由、粗犷、创新的原生态特质。她是一切民艺术之母、之根,立于世的骨架,民族特性的灵魂,永不枯竭的源泉,开创新品种新途迳的先锋。诗经大都是民歌,楚辞的“九歌”就是民间祭歌,五七言来自古诗十九首及汉乐府,唐诗、宋词哪个不是来自民间小曲?“只是升格为正统文学后,原是活泼泼的东西,但终于衰老了,僵硬了”。关于时代性,胡适博士说过一段话: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这不肖文学当指“五四”时期新出现的白话通俗文学,包括他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小说等。当时还属开创大众通俗文学之举,不被传统所重视。

元代为什么通俗文学转盛呢?除宋以来商贸发展,城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推动了市民文艺兴盛这个根本历史原因以外,还因为成吉思汗们马踏欧亚两大洲,“只识弯弓射大雕”,略输文采风骚,对汉族那套传统的高文化艺术不欣赏,“老鞑看戏白搭工” (宋以后人们把蒙古人通称鞑靼人),闲了,除本民族歌舞外,也就看看杂耍,听听小戏娱乐消遣则个;下级军爷或在村镇、家庭中搞点娱乐活动,扭扭秧歌,当个领头的“鞑子官”,耍耍“家鞑子”玩玩罢了(童年时一位长辈亲属把年、节间家里人赌博游戏称作“耍家鞑子”)。而对“子曰诗云”那套更不买帐,废科举取士七十八年。使大批文化人英雄无用武之地,跟广大百姓一起在蒙人、色目人的民族压迫之下痛苦挣扎。贴近民众,贴近基层,贴近并熟悉当时的通俗艺术社会环境,给通俗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人才与文化传统基础,催化了元杂剧、散曲的繁荣。

杂剧是在宋、金杂剧、诸宫调、院本等曲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代的戏曲与散曲合称元曲,她得以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美,突现为另一座艺术高峰,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


结果。王国维说“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元曲之自然,比古今大家倡导的自然究竟胜在哪里呢?胜在元曲作者与元曲是自家人的关系,是当行本色;而古今为大文学者,是追摹自然,外塑自然的外在人。怎能没有差别呢?自然的本色,本色的自然,这正是元明俗韵有别其它神韵的根本特征。静安先生接下来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本章所引王氏语皆出自《宋元戏曲史》)

明代戏剧作家王骥德曾指出戏曲写作与文人修词的根本不同,也正在是否能保持这种“如其口出”的自然本色。他说:“曲之始,只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玦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尽掩。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婉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故作曲者须先认其路头,然后可徐议工拙。

元曲领军人物关汉卿,就是本色派的代表。敬安先生称赞他谓:“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为元人第一”。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明初剧作家贾仲明,在吊词《凌波仙》中说他:“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以被称为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窦娥冤》为例,领略一下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文章风采。 关汉卿

第二折 《斗虾蟆》空悲泣,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么替得,寿数非干一世,但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缎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论议。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得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怆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这段委曲宛转的说词,以曲一气呵出,全用普通妇女的语言、口气,明白无误的传达出窦娥的为人、身分、见识、及对婆母、对死者、对事件的态度。使人如身临其境,置身眼前。晓其言内意,悟其言外情,察觉出三人的内在关系,体会得到主人公当时的处境。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关真正做到了“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只有体悟到家,才能用笔如神,使人于象外得意。这便是当行大家的风范、本事。

元曲除了戏剧曲辞外尚包括散曲。散曲分小令、套数两种。它们大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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