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的特色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女性作家。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父亲是旧社会的纨绔子弟，母亲和姑姑却是崇尚西方文明的新女性。童年的不幸以及父母双方不同思想观念的冲击使得张爱玲自幼产生出强烈的逆反心理。1939年，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却因为战争改于香港大学就读。在香港的三年，张爱玲的才情得以自由发挥，香港东西方文化交汇却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给了张爱玲日后的创作无限的刺激和启发。1942年，张爱玲回到了故乡上海，以在《紫罗兰》月刊上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为起点，开始了她职业作家的生涯。张爱玲一生为世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学财富，除了小说、散文之外，她还也致力于英文写作、剧本创作，她也是中国早期的影评家之一。晚年的张爱玲还致力于《红楼梦》的考证以及《海上花列传》的译注。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逝世，时年75岁。她笔耕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中短篇小说多收录于小说集《传奇》，之后还出版了《半生缘》（由《十八春》改写）、《怨女》（由《金锁记》改写）、《小团圆》，散文多收录于散文集《流言》。除此之外，还有论著《红楼梦魇》，方言小说译本《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以及类似自传的《对照记》。 张爱玲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于她华美但又犀利的文字，更在于她异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视角和风格。她作品的背景多为香港和上海，她“熟悉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 ①，于是用文字将这些纸醉金迷背后的千疮百孔揭露，同时向我们展示出人性黑暗与可怜的一面。“她所提供的，正是处在现代环境下依旧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② 一、张爱玲的“对照思想”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 , 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不管是她的人生还是她的作品都清楚地反映出她的这一认识：“‘死生契阔 ,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 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 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 , 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 , 没有美 , 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 , 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 , 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 , 是一种参差的对照。”③ 张爱玲自身本来就是一个对照。她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却追求平等自由；她在20世纪四十年代红遍上海滩，频繁亮相于各大媒体，在四十岁后却开始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着。她“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④”。在张爱玲的晚年，她也将自己的一生梳理，以《对照记》的形式展现给世人。 不同的人物构成了不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主角往往也形成对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道：“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⑤。”玫瑰、娇蕊、烟鹂，一个算是初恋情人，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一个是“圣洁的妻”。他们是佟振保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振保将玫瑰与娇蕊对照，找到了二人的相似之处；将娇蕊与烟鹂对照，发觉了烟鹂的无趣。而随着故事的推进，“红玫瑰”变成了贞洁的妻子，“白玫瑰”却成了不贞的情妇，这二者呈现出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对照。佟振保自身也也呈对照：表面上他高文化，孝顺母亲，提拔兄弟，办公待友，仁义礼智孝，样样俱全；私底下他却是一个无耻下贱之徒 ：嫖妓，与朋友的太太私通，虐待妻子，无恶不作。他克制住了对玫瑰的欲望，赢得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美名，自己却在心中懊悔；他无耻的与朋友的妻子娇蕊在一起，娇蕊对他动了真情，他反而又开始躲避；他不喜欢烟鹂，却为了母亲和烟鹂结婚；在婚后他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虐待着他的妻子，但“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⑥佟振保的这种双重性格是新旧时代冲击的产物，西洋文明的开放与中国传统的束缚将他变成了这般模样，而通过这种对照，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佟振保“本我”与“超我”的冲突。 在《茉莉香片》的开首张这样写道：“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 , 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 , 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⑦张爱玲的作品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华美和悲哀。而“这两者在其的作品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譬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曾让很多人羡慕，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二人的婚姻其实是悲剧的。流苏在离婚后回到娘家，家里人花光了她的钱于是她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所以流苏不得不听从徐妈妈的话：“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⑧。而范柳原虽是一个洋气十足的归国华侨，但却对一个有中国情调的女性产生了渴望。但范柳原开始并不想同白流苏结婚，白流苏最初的身份只是范柳原的情妇。直到战争降临香港，香港的沦陷才促成了他们的“婚姻”。正如张爱玲自己说的，她写这篇小说只是为了表达“苍凉的人生的情义”。 二、张爱玲的“唯美主义”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彻底的唯美主义者。⑨ 她一生都在追求完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的不完美。童年破碎的家庭，自己不顺的爱情婚姻，晚年的寂寞孤独……“恰是生活的不得平稳，她才追求乱世的飞扬，恰是生命的转瞬即逝，她才追求传奇般的欢乐，恰是生活的不完美，她才追求完美。”⑩她的“唯美主义”在18岁的时候便已形成，她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将周遭的故事投入自己的笔下，譬如《花凋》中原型就是她的舅舅和舅妈，《金锁记》是写她“三妈妈”的故事，《色 •戒》则是她从胡兰成那儿听来的一件真事。 张爱玲认为：“生命因为美才有价值。”她也曾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11 她毫不留情地解释现实的悲惨与邪恶。小说《半生缘》讲述的是一个现代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顾曼桢是一个温柔善良却坚定执着的小家之女，后结识世家子弟沈世钧，两人冲破重重阻碍终至相爱，世钧因父亲病重赶回南京，曼桢却惨成姐姐曼璐用来拴住姐夫祝鸿财的心的牺牲品，被祝鸿财强奸并囚禁直到生下孩子。十四年后当二人诧然相遇，却是道不尽的哀戚与怅惘。当一切已成定局，曼桢和世钧只能恍如隔世地坐在昔日的咖啡馆里，将所有的遗憾和无奈换作一句：“我们回不去了。”这种悲凉的唯美正是张爱玲追寻自我、确证自我的基本尺度。 《鸿鸾喜》中对邱玉清的婚礼有着这样的描写：“乐队奏起结婚进行曲，新郎新娘男女傧相的辉煌行列徐徐进来。在那一刹那的屏息的期待中有一种善意的、诗意的感觉；粉红的、淡黄的女傧相像破晓的云，黑色礼服的男子们像云霞里慢慢飞着的燕的黑影，半闭着眼睛的白色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首，有一种收敛的光。这一切都跟着高升发扬的音乐一齐来了。”12 张爱玲在这儿将男性比作“飞着的燕”，而女性则是“未醒的尸”，用这样的词来与新娘作比，本身就奠定了其悲凉的基调。小说最后并未写玉清婚后的生活，但由之前“试婚纱”、“婚礼”的情节足以预见其婚后的生活会是如何，文字的唯美更反衬出主人公的凄惨。 三、张爱玲的“女性本位” 中国古代的小说大多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为附属。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虽然多叙述女性，但也始终没有使他们摆脱男权社会中陪衬地位。张爱玲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在作品中向我们揭示了男权社会中男性自私的道德观，写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羞辱，并且表示了她对“社会顺从”的不满与抗争。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这种压迫下被分化成了三类：第一种是选择抗争却走向失败的女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以及《色 •戒》中的王佳芝）；第二种是被社会压迫扭曲的女性（《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半生缘》中的顾曼璐）；第三种是没有抗争就直接被社会吞噬女性（《花凋》中的郑川嫦，《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张爱玲把探寻女性不幸的眼光探向女性自身，并且探寻出了中国女性深入骨髓的“原罪意识”。她从女性本位出发将这一点逐层揭露。 “婚姻”一直是张爱玲作品的重点。周芬伶在《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一书中将他们分为三类：以婚礼为主体（《鸿鸾喜》、《沉香屑 第二炉香》、《年轻的时候》、《玻璃瓦》、《倾城之恋》）；疲惫的婚姻（《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婚姻的幻灭（《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炉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以“女结婚员”的身份出现，这种女人既是宗法婚姻或物质婚姻的“交换物”又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然而，张爱玲对女性的处境也不全是消极的——“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徐图大局？13 ”明显，认为这种屈服与耻辱只是暂时的，“沉默是反抗的前兆”。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最多，理解最为深刻，揭示最为透彻。透过张爱玲的小说，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生存状态的艰难，女性生存的无奈、苦与挣扎。这也告诫我们：任何时代，女性只有超越家庭，走向社会，谋取到经济的独立才可以获得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才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才可以是生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d23fece482fb4daa48d4b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