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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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片段

儿时的事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一条老狗

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住在济南叔父家中,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母亲却住在清平官庄的老家里。整整十四年前,我六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17年,我离开了故乡,也就是离开了母亲,到济南叔父处去上学。我上一辈共有十一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却只有我一个。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个宝贝蛋。然而真正从心眼里爱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别人不过是把我看成能够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这一层道理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可是离开母亲的痛苦我却是理解得又深又透的。到了济南后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个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母亲当时的心情,我还不会去猜想。现在追忆起来,她一定会是柔肠寸断,痛哭决不止半夜。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万古之谜,永远也不会解开了。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唯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在整整十四年中,我总共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奔大奶奶




之丧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是从小就对我疼爱异常。如今她离开了我们,我必须回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几天,母亲异常高兴,自在意中。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原因是父亲卧病。叔父亲自请假回家,看自己共过患难的亲哥哥。这次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天坐着牛车,带上一包点心,到离开我们村相当远的一个大地主兼中医住的村里去请他,到我家来给父亲看病,看完再用牛车送他回去。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牛车走在上面,颠颠簸簸,来回两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至于医疗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反正父亲的病没有好,也没有变坏。叔父和我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只好先回济南了。过了没有多久,父亲终于走了。一叔到济南来接我回家。这是我第三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样,专为奔丧。在家里埋葬了父亲,又住了几天。现在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二妹两个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个妇道人家怎样过那种只有半亩地的穷日子,母亲的心情怎样,我只有十一二岁,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需离开她到济南去继续上学。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但凡母亲还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她也决不会放我走的。可是她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没有。她一字不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取上。做了一辈子“季赵氏”。到了今天,父亲一走,她怎样活下去呢?她能给我饭吃吗?不能的,决不能的。母亲心内的痛苦和忧愁,连我都感觉到了。最后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谁会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谁会知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呢? 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而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得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饮泣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两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四十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

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to be or not to be,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箴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十四五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则心中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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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 ,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幅挽联: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赋得永久的悔

然而生命竟是脆弱得不堪一击。我不相信死亡的残酷无情竟留给我久难愈合的伤口。病痛的折磨远比一切灾难更其不幸,远过于任何的荼毒。现在想来,那时的天空阴冷的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已经是炎炎日。耄耋之人,我至亲至爱的老人家,老去的那刻原本应该是满足的——儿孙满堂,其乐融融,夫复何求!等他安卧在辛勤劳作了一生的厚重土地上时,他的嘴角应该是微微上翘的,他阖起的双眼或许满贮了幸福的波光。但是,当爷爷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同时也流下了他一生最后一滴清泪;不是救赎的泪,也非忏悔的泪;那是不忍,是对生活由衷地眷念与不舍,也是在癌症的折磨下撕心裂肺的疼痛。那滴拼尽最后一口气力淌下的泪,是他一生苦难历程的总结,也是他晚年生活最完美的诠释,同时也是终于熬不过疾病侵蚀的无奈叹息。他本以为还可以再活个十年八年,想看着姐姐和我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一辈子是个本本分分的农民,虽然家徒四壁,但他问心无愧;他养了个有出息也很顺的儿子,家境一天天好了起来,华发苍颜的他满足地好像天天都做着美。最要紧的是,他还想多陪陪患难与共一生的老伴……

但是一切就这样仓促的结束了,在无边的暗里,一位平凡的老人再也没有醒来过。他咽下了生平最后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滴泪;在死气沉沉的黑暗中,死亡如此近距离地逼视着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死究竟意味着什么,死到底有多么可怕;我只知道,我是再也不能看到爷爷慈祥的笑脸,再也不能去拔他长长的胡须。在上房喑呜的哭声传入我的耳朵之前,我还天真的想,几天前我给爷爷买的糕保准就是那剂起死回生的良药。正是那年的端午,弥留之际的爷爷突然想吃雪糕,于是我和姐姐匆匆跑去六七公里外的戏场去给爷爷买,那天阳光也似发疯般恶毒地瞪着我们,戏场的锣鼓不怀好意地敲打着我本已狂躁的心——直到今日,每每听到那种疯狂的喧嚣,不禁油然升腾一股憎恶之感。当我和姐姐捧着雪糕回到家,雪糕已经融化成一股粘稠的白汁,但是爷爷还是吃得很香,露出一丝久违的浅笑。当时我想,如果苍天有眼,一定会嘉许我的行为,就凭着我的这份赤忱,爷爷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爷爷脸上的那丝笑意,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然而我寄予厚望的上苍无情的扯碎了我所有的希望,奇迹的出现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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