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辫子”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人间词话》二十六则 这个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论“三境界”是自己对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最初映象。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王师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受新学影响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自此，王国维蓄上了他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帝国的“小辫子”。 王国维的头衔很多，文学家、文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古文字学家、史学家，等等。但是只有“史学家”这个头衔能够涵盖这些林林总总的学术领域。王国维早期欲治西方哲学，译述珂方哲学著作颇多，但哲学家的梦想还是要被哲学史家来代替，才更合适；稍后转治词曲，辑《词录》、《曲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著述，其研究宗旨当在写出一部中国词史和戏曲史；其中年以后研究古文字、甲骨文、古音韵，也是用以阐释古史学；而其研究经学，也是指向史学。所以质实而论，史学家的称号最能反映王国维的学术本色所在。 王国维古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甲骨文、钟鼎彝器、竹木简、唐人写本残卷以及西北史地等,表面看起来与现实人生、社会相去甚远,其实王氏于其中寄托着其一定的价值追求。王国维在其著作《殷周制度论》之前,致罗振玉信中说:“此六者,皆周而始有定制,皆周所以治天下之术,而其本原则在德治”，坚信“非穿凿附会之言”的周之德治文化,将“大行于天下”,只有恢复道德化的周孔之道的德治尊严,才能救国,才能平“乱”、息“争”。因而，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王国维致力于史学也只是为其“蓄辫子”所做的努力。 王国维从事历史研究虽然寄寓着他的一份社会政治理想，但是仍然有着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二重证据法”,依照陈寅恪的总结来说就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个概括体现了王国维治史的特点。 中国近代社会因为处于新旧与中西交替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物思想便也显现出矛盾复杂的情形。“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政治思想是先进的，世界观可能仍是唯心主义的；文学艺术观点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而政治主张却依旧是封建主义。”这种矛盾甚至对立的思想共存于一个人身上，在晚清民国的文入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废帝被赶出紫禁城,皇宫被辟为故宫博物院时,王国维愤怒之极,写信抗议对“我皇上”种种“无礼”言行,并考证清皇上的财产为“私产”,决不允许没收。又因马衡列名清理故宫财产委员会,而宣布与马衡断交。对当时时风日下的政局,他怀着“愤世疾俗”的心情痛陈道:“„„至于政局,则系此一种腐败局面之放大而又极端者,不知我炎黄之子孙,周孔之后乃有此现象。” 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和急剧变革时期的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濡化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时势巨变的刺激,儒者的道德化灵魂的召唤,最终让他走向了自杀的道路。 对于王国维的自杀，梁启超认为其具有历史上伯夷叔齐的志气，他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梁启超其实是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清刚之气来看待王国维其人及其自杀的行为。但是站在当今时代的位置，自己确认为他的自杀是“愚昧”的。 大清帝国于公元1912年土崩瓦解，只给那些愚忠的遗老遗少留下一根阴魂不散的辫子。他们就像捍卫最后的战旗一样保存着自己的辫子，以此为没落王朝的僵尸守灵。如果说张勋是武将界的代表，那么王国维就是文化界的代表。其顽固程度一点不亚于张勋之流。“武死战，文死谏”。文人的辫子，似乎比武夫的辫子还要根深蒂固。张勋的复辟，是辫子的复辟。王国维的葬礼，是辫子的葬礼。都在把辫子当作枪杆子来使唤。如果说叛逆者(譬如刺秦的荆轲)不无悲壮，愚忠者的死则是悲哀的，他仅仅是自己的刺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5f339dedd3383c4ba4cd2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