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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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肯定了其研究具有“先行”意义。尤其是王氏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王氏在治学方法上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和在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王氏是早期敦煌学研究中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楷模，各国的相关机构应为推进学术、文化大交融早日刊布相关资料。 【关键词】 王国维/敦煌遗书/敦煌学/“二重证据证”/治学方法 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虽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而在学术上却颇为开放。他一方面身体力行。坚守乾嘉朴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咸之际开始形成的新学潮流；他非但一贯致力于传统汉籍及中原出土的钟鼎铭文、碑刻、石经、甲骨的考释，也十分关注边疆史地及西域出土的简牍文书的考订；他不仅乐于接触并引进、吸收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而且与东邻日本学者有密切的切磋交往。这就形成了他鲜明的治学特色。恰如陈寅恪先生1934年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归纳的： 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捡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 在这段话中，陈寅恪先生没有提及王氏的敦煌学专论，但他于1930年所作《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云：“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我认为，这“三数人”，是应该包括王国维在内的。王国维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可以作为他治学方法的典型例证。 （一） 我们考察20世纪敦煌学开创、形成的历史，当然不能忘记罗振玉、王国维二位大师的筚路蓝缕之功。同时，亦应注意到日本学者在调查、提供、交流敦煌资料方面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众所周知，斯坦因、伯希和劫走大批藏经洞卷子的消息在学界传开后，最积极赴欧洲查阅、抄录敦煌写卷的，就是日本学者。早在1909年11月28～ 29日京都帝国大学史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就展出了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从罗振玉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第二年8月，帝国大学派内藤、狩野等五人赴北京调查敦煌写本；1912年，又专派狩野博士赴巴黎、伦敦查阅敦煌写本；1916年秋，矢吹庆辉赴英、俄调查敦煌文献。日本学者的这些早期查访活动，都和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声气相通。如1912年9月26日，当时寓居日本的王国维知道狩野赴欧，就写了66句的七古长诗相赠，诗中即有“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石室书自能事，缟带论交亦故情”的句子，道出了他们之间在学术切磋中结成的友谊和对敦煌遗书的共同关注。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王国维为敦煌文献所撰写的跋，一大半都是狩野直喜博士提供的原卷录文。 王国维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1909年协助罗振玉校理刊印《敦煌石室遗书》及翻译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险记》。1911年罗、王二氏赴日寓居后，敦煌文献逐渐成为王氏治学的重要对象。据我查阅，算上1909年的译文，到1920年为止，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写卷专论文章有30篇（则），现试按撰写时间罗列如下： (1)翻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1909年冬） (2)唐写本《太公家教》跋（1911年6月，据罗氏藏本） (3)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1913年6月，据罗氏藏本） (4)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1913年秋，据罗氏藏本） (5)《流沙坠简》序（1914年春） (6)《流沙坠简》后序（1914年4月） (7)敦煌所出汉简跋14则（1914年） (8)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及自序（1916年） (9)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1917年） (10)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1917年） (11)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1917年，据伯希和藏本及大谷搜集品） (12)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自序（1918年6月） (13)唐写本残职官书跋（1919年，据狩野直喜博士录本） (14)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5)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6)唐写本失名残书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7)唐写本《大云经疏》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18)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1919年，据伯希和藏本） (19)唐写本韦庄《秦妇吟》残卷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后据法藏本又跋） (20)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21)唐写本残小说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22)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1919年，据狩野录本） (23)宋初写本敦煌户籍跋（1919年，似亦据狩野录本） (24)唐写本《字宝》残卷跋（1919年） (25)唐写本新乡众百姓谢司徒麦恩牒跋（1919年） (26)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残卷跋（1919年） (27)唐写本回文诗跋（1919年） (28)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1919年） (29)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1919年） (30)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年） 以上统计，不包括这一时期王氏所撰与敦煌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胡考》、《井渠考》、《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及为新疆所出一些简牍、文书所作的跋文等。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列文章，只有少数在文末有作者自署写作日期，所以只能根据其他资料（如书信、年谱等）来进行编年，难免会有疏漏，谨望识者补正。有部分跋文，王氏明确写明录文来源，并以狩野氏提供的英藏写卷居多，但是这些材料何时获得，亦无记载，1916年2月4日，王国维离京都赴神户乘船回国，狩野氏前往送行，我推测此时或此后以敦煌资料相送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大部分跋文都在1919年写就。当然，我也注意到，狩野氏于1915年在《艺文》上发表了《唐抄本尚书译文考》及“正误”，1916年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俗文学史研究资料》(1、2)，肯定会对王氏撰写跋文有影响。 （二） 前列第(2)至(29)目，均是序、跋类文章，带有我国学者早期敦煌学研究的显著特征；第(30)目则实际上是前面一些跋文的归纳和扩展，可算作是敦煌学过渡期的一篇论文，既表明了研究的逐步深入，也体现了王国维的治学途径。限于篇幅，下面即以王氏对敦煌所出的文学写本的研究为例来略作说明。 由于藏经洞写本大量流散海外，早期敦煌学研究最紧迫的首要任务是抄录并刊布海外藏卷，搜集国内遗珍并加以编目，与此同时，开展个例的分析研究。因此，对于有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国学者与较好汉文化修养的日本学者来讲，最简捷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整理、刊布录文的基础上撰写言简意赅的序、跋（或“书后”）。在前列第(2)至(29)目中，王国维针对“纯文学”意义上的敦煌写本所撰写的跋文仅6篇（则），一篇写于1913年，其余均作于1919年。先分别略作介绍和说明。 第一篇：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 此跋据罗振玉藏本（《鸣沙石室佚书》第二册载）作于1913年。罗氏校跋卷子正面的《春秋后语》残本，王氏跋卷背的《菩萨蛮》等三首唐词，大概是事先作了分工。王氏据背记中有咸通时判官王文蝺语，确定写本年代。对于两首失调名的作品，则据其句法断为《望江南》（第二年，王氏在写《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时纠正为《西江月》）。词滥觞于盛唐，到宋代才蔚为大观，因此晚唐词作在研究词的变化发展上有重要意义。王氏引述《乐府杂录》、《教坊记》、《杜阳杂编》、《炀帝海山记》及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等人作品，不仅考证了《菩萨蛮》、《望江南》二调的源流，而且得出了“可见沙州一隅，自大中内属后，又颇接中原最新之文化也”的精辟结论。 第二篇：唐写本韦庄《秦妇吟》残卷跋 此跋原据狩野所抄英藏s.5476、s.5477号残卷录文而作，二卷均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而王氏据《北梦琐言》记载的韦庄《秦妇吟》两句诗，断定正是韦庄久佚之长诗，可谓慧眼识宝。王氏在文末提及：“伯希和教授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亦有《秦妇吟》，下署右补阙韦庄。彼本有前题，殆较此为完善欤？”当时王氏尚未看到法藏本，所以此跋写得较简略。同年10月6日，王氏即写信给伯希和，希望获得法藏《秦妇吟》及《切韵》写卷照片。①但伯氏久未回应，一直到 1924年的2、3月间，王国维才接到伯氏手抄的两个《秦妇吟》“足本”，一是法藏p.3381号天复五年张龟写本，一是英藏s.0692号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王氏为此又写一大段跋文，对韦庄创作此诗的生平背景作了考释；同时，又据法、英所藏四个写本略作校勘，将全诗正式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一卷四号。《秦妇吟》为唐代诗坛的重要佚作，其因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重新面世，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件大事，王氏对此是十分重视的。一方面，他反应迅捷、判断准确；另一方面，又相当慎重，注意在求得资料比较“完善”的基础上作校勘整理和进一步研究。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伯希和过了整整四年之后才向王氏提供材料，而且还只是他自己的录本，并不是王氏要求的原卷照片。如果伯氏能及时提供，恐怕王氏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会更加丰富与精彩。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27f9699783e0912a3162a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