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的变迁》 作者通过对2000年王朝史的分析，在他们的前一部著作中，构建了一个超稳定性系统的概念（也就是儒家意识形态+三层政治结构+乡村中心的地主经济），其中，意识形态包括天道哲学观+大一统社会观+儒家价值观）。 本书中，作者尝试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论述1840-1956年的近现代史（因为中国在1956年宣布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的数据，平时比较少见，现在读来的确很有意思。 首先是关于中国2000年的传统社会 这是一个三层面控制的社会，上层是由天人合一儒家意识的皇权统治，中层是由县以下层面的士绅政治控制，下层是由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家族控制。三个层面构成古代王朝的超稳定结构。 当王朝人口剧增，并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从而导致流民兴起之际，则会发生社会重组。由于并未有挑战儒家思想的外来思想威胁(佛教思想和五胡入华可以算半个例外,但随后被儒家所消解重构)，所以在更换皇权(天道)，和由于大规模内乱造就大规模人口死亡后，土地大规模兼并局面结束。中下层士绅重建基层社会，又恢复到轮回的稳定结构中去。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中国两千年王朝，就没有出现对皇权和天道论的质疑？推翻皇权的出路只有再建皇权。这是农业社会的最佳治理模式，所以无需也无法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然后是近代，也是本书的功力所在 由于儒家文明再也难以抵挡近代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出现了和古代有所区别的局面。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代，都试图以新事物新思想来补充儒家体系的不足。由于科举未被废除，在儒家意识形态继续培养大量重农轻商，重道德轻科学的士人群体下，改革自然是有限的，难以成功。由于保守派妄图复古，导致的传统文明彻底失败的结局后，在知识分子心中普遍出现对儒家意识的怀疑危机。在这种整个社会的士人对儒家传统意识产生怀疑和不满的情况下，清政府也得以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实现了整个社会层面和政治制度的大改革。 在清末新政的巨大变革下，无论在经济到政治到社会层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由于近代一再的失败，所以天人合一的皇权儒家意识被普遍受到怀疑，基层对上层的忠君信念已经动摇。 又由于近代学堂都设在城市里（而科举教育却在农村普遍设点），传统社会士绅的基点是在农村，而近代社会由于城市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堂的设立，导致大量的传统士绅从农村涌向城市。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其实是士绅试图把原来农村的县下士绅自治搬到城市中来，这样自然形成了皇权和士绅城市自治绅权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都是皇权权力控制的聚集地和中西枢纽），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正是绅权对皇权的颠覆和挑战（这个结论比较新颖，感觉非常有道理）。传统社会超稳定的最上层皇权和儒家意识被颠覆，又由于中下两层社会并未发生剧烈变化，所以也奠定了民初共和失败的基础。 由于国人根本不懂共和是何物，民主是何物，而只是把民主当成类似于儒家意识形态一样的东西（民主严格意义上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规则，也就是不管你个人信仰如何，在此之上有一种社会共同认同的规范，允许有不同观点存在，也就是程序正义，而意识形态则是排他性的东西，如儒家，三民主义，自认只要目标是光荣正确的，程序可以忽略不计）。 民初共和的失败，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由于士绅精英大量流入城市，他们放弃了原来在农村维持士绅自治和基层的责任，农村出现了经营地主（多由农民产生，也就是简称的二手地主，相对于传统士绅精英，他们普遍受教育低，对农村基层社会并不承担维持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而又由于经营地主的素质低下和军人的合流，导致农村压迫加重，出现了大量的无地雇农，社会动荡不安，超中下层社会破产，这一切社会危机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在清末新政学堂中新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代青年已经日益长大，他们对民初的共和失望，把目标对准了中层的士绅制度和下层的宗法社会，从而对儒家意识的核心彻底产生了颠覆的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彻底予以否定。（看来教育改革，才能带来思想改革，从而第一次挑战皇权） 新文化运动分成两个时断，一个是在五四之前，主要体现在以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推崇和彻底打倒儒家意识和传统文化上。 而后一个阶段在五四之后，则简单来说也就是晚清模式的启蒙被打断，新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意识，政治劫持了启蒙。这一现象其实也存在着某种必然，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本就并不理解民主的本质，他们对旧文化的彻底怀疑颠覆是建立在结果正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再建之上。由于新模式和思想在世界的兴起，一战后对西方的失望，使这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对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而投身于塑造另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思想。 国共争雄时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9fb0143856fb84ae45c3b3567ec102de2bddfb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