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欧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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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欧洲渊源 传播学的欧洲渊源 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的一切成果，似乎都可以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的文化典籍中找到最终源头。传播学亦不例外。但是，古希腊人和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传播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言语传播的研究上。作为电子传播时代的产物，传播学是随着电报、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接踵进入人类生活而逐渐浮出水面的，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欧美社会科学的勃兴而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的。因此，我们还是从可以确认的传播研究线索和有关重要人物来探寻其渊源。 依据历史线索的先后和学术影响的大小，我们认为，孔德、塔尔德、涂尔干和齐穆尔等人的研究成果，不仅看到了传播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作用，给人以许多启发，而且在某些意义上，它们成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和功能理论的直接源头。 1、孔德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a Comte,1798一1857)是社会学的创始人,曾当过亨利•圣西门（“工业社会的预言家”）的私人秘书。他的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讲座》(1830—1842，6卷)、《实证政治体系》(1851一1854，4卷)等。《实证哲学讲座》由英国作家马蒂诺女士编译为英文3卷本之后，在各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孔德认为，在世界历史演化过程中，人类思想或智慧的发展和传递大多依循这样的路径：起先，人类把社会界和物质界看成是上帝的产物，神创造和主宰一切；接着，人格化的神被抽象的“自然力”所取代，并依此说明和解释一切事物；从公元1800年开始，科学的信仰占了主要地位，人类通过“实证”来集中寻求支配社会的规律。但是，这三个精神发展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有的即使 进入实证阶段，也还会遗留有形而上学时期的乃至于神学时期的东西。孔德不仅客观描述了人类思想发展逐级向上的阶梯特征，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思想传播由唯心走向唯物、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基本规律。 孔德指出，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一种人类社会“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据这个规律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但规律的发现，必须依靠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他推崇的有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研究方法，甚至还提出可以将数学当作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样，社会学家就既可以研究社会“静”学，即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又可以研究社会“动”学，即研究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尽管孔德大力倡导实证主义的研究，试图与当时崇尚科学的社会环境相呼应，但他本人的著作似乎还遗留着形而上学时期的甚至于神学时期的东西，而且法国的社会研究者们似乎也没有理会他的号召。倒是比利时社会学者凯特莱（A.Quetelet)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研究》 (1835)一文中，首次将统计方法用于犯罪行为的变化和人口过程等 社会现象的研究。有趣的是，实证主义虽在法国和欧洲遭到冷遇、碰了壁，却飘洋过海在美国社会科学园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特别是受到了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热烈欢迎。 2、塔尔德 加布里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一1904）是法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著作颇丰，主要有《论犯罪》（1886)、《模仿的法则》(1890)、《社会规律》（1890）《舆论和群众》(1901)等书。塔尔德在年轻时当过审判官，32岁时升为法官，不久便成为犯罪统计学家和刑事学家，1900年任现代哲学教授，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他用发明和模仿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宣称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循环过程。发明者（1%）的发明源于个人、造福社会，是一切进步的源泉。模仿者（99%）的模仿不过是重复发明，并因模仿的程度和种类不同以及因新旧文化的差别而发生冲突，但最后总会达到适应，再触发新的发明。 塔尔德把影响模仿的社会因素分为逻辑的和超逻辑的两种。当某项发明或创新与某一种文化的理性方面—致时（逻辑的），它就可以得到最有效的传播，并得到广泛采用。采用率通常沿着 S型曲线运行发展：起初，仅有少数人采用；然后，采用率突然增加；最后，采用者逐步减少。他认为，影响创新传播的模仿超逻辑因素有三种：(1)模仿的过程由里向外，先认识后行动；(2)由社会上层采纳的革新比社会下层采纳的革新更有可能被模仿；(3)同一社会体系中对不同的革新有不同的态度，有时容易接受旧的传统的东西，有时又欢迎新奇趋时的事物。塔尔德甚至发现，当社会体系中的意见领袖采用新事物时，新事物便会在特定的时空内迅速传播扩散。 许多年之后，美国学者芮恩和葛乐思在对1927年至1935年推广玉米新品种的传播过程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于1943年发表了这一研究的论文，证明了人们对玉米新品种的采用率的变化同塔尔德发现的 S型曲线有着惊人的相似。罗杰斯和休梅克（E.Rogers and F.Shoemaker）在1971年合作出版了《新事物的传播》一书，从世界各地1500项研究的成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改革要借助传播，传播亦能推动社会改革。他们将社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新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其向社会成员的传播扩散；因其被采纳所造成的变化。从许多创新扩散的研究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塔尔德的身影和学术渗透力。 3.涂尔干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1858——1917）是继承实证主义的著名社会学家。在其周围形成的“涂尔干学派”，是当时法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教授社会学的几乎都是这一学派的学者。涂尔干在1897年创办的《社会学年刊》，曾享誉欧洲社会学界。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4）、《论自杀》（1897）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构主体应该是法律、习俗、文化、机构和组织等“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既外在于人又控制着人。社会事实在书刊中只表现为文字，但是人们却觉得它是真实而有形的，并依此作出判断和决定。因此，人类不能只用生物和心理特征来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而应该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用多种社会事实来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并探寻它们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曾给传播过程研究以启迪。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也让传播研究者受益匪浅。在论述如何观察社会现象时，涂尔干提出：（1）观察要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防止主观意识释放能量；（2）观察要由外入内、由浅入深，因为越是内层、深层的东西，其价值越高；（3）观察的结果要能客观地确切地表现出来，经久不变，不管谁进行观察，其结果和表现都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如何解释社会现象呢？涂尔干认为：（1）要分别考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以及它所具有的功能；（2）不要从个人的心理出发去找寻社会现象的原因；（3）要从社会联系中寻找社会事实的功用；（4）要从社会群体的内部构造之中探寻社会事实产生的原始动力。这些观察，解释的方法和书中因果分析、功能分析的示范，对后来传播理论中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和结构功能论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4. 齐穆尔 乔格•齐穆尔(G.Simmel,又译为西姆米尔，1858—1918)是一位富有灵感的教师和多产的学者。虽然他并未建立起一个社会学的“学派”，但他的学术成就确立了他在德国社会学界的权威地位，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追随者，对于美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学（包括传播社会学和人际传播学）的发展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齐穆尔不注重社会的大结构的分析，但对微观的小型的社会单位的考察却格外认真，见解独到。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之间的互动所组成的，社会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个人互动发生的各种形式或机制，并将其加以抽象，形成原理。相反，社会也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交流网络才能被彻底而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齐穆尔进一步指出，人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生有其最基本的形式，这些形式在数量上并不多，它们存在于所有社会中，并且适用于所有社会领域，即具有遍在性和通用性的特点。 齐穆尔分析过的人际互动的形式是合作与冲突、领导者与追随者以及人际交往过程。他认为，社会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并永远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中，因为冲突不断。在人际交往中，要了解人类行为改变的问题所在，必须弄清“哪一群人才是被传播之结所连接的？”他认为，人类处于“团体一合作之网”当中，由被形成模式的信息传播所连接。人与人通过信息交流组成群体，进而形成社会。社会犹如一张巨大的无处不在的传播网络。这为后来的传播学者分析人类的传播网络提供了理论方面的刺激命题和许多启迪。 但是，齐穆尔的这一理论观点，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学界所忽视，直到1934年莫雷诺才利用社会测量法来测量和分析他称之为人类“民意之厨”的传播网络。研究中，莫雷诺通过问卷的形式，确定了社会网络内人们相互喜欢和厌恶、吸引和排斥的原因和程度，为解决有关问题提供了“钥匙”。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b69c12f00d8ce2f0066f5335a8102d277a2615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