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钱乙的学术思想及后世影响 钱乙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医家，从事小儿疾病治疗几十年，学术造诣精湛，继承《内经》，《伤寒论》等典籍中的学术观点，指出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确立五脏辩证纲领，化裁创制诸多方剂，不仅为儿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整个祖国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不少新学派、新学说的形成。 钱乙对儿科生理、病理及其辨证施治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小儿药证直诀》反映了钱乙的学术思想，首先，明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颅囟经》率先提出“纯阳”之概念，形容小儿生机蓬勃，属阳主升易散的生理特点。钱乙继承《颅囟经》之成就，提出“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的观点，补充完善了小儿生理病理的纯阳之说。“脏腑柔弱，全而未壮”，系指小儿物质基础和生理功能均处于幼稚时期，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低下，易受外邪入侵，出现病情多变而传变迅速的特点，当疾病一旦形成，或因医治延误，极易伤及正气。在病理上就表现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今早之实，可成傍晚之虚，今日之虚，又可转为明日之实。虚实是指小儿机体正气的强弱与导致疾病的邪气盛衰状况。小儿患病，病之初常见邪气呈盛势的实证，但由于其正气易伤而虚，可迅速出现正气被损的虚证或虚实相兼之证。而寒热是指两种不同性质的证候属性。由于小儿“稚阴未长”，故易见阴伤阳亢，表现为热证；又由于小儿“稚阳未充”，故易见阳气虚衰，表现为寒证。小儿的易寒易热常常与易实易虚交错出现，形成寒证与热证迅速转化或兼挟。钱氏还认为，小儿急性外感疾病之初，多为实证、热证，故阳热亢盛、津液耗伤是儿科常见病机。但也不尽然，热邪伤阴也能耗气，久治不愈之外感咳嗽、哮喘等，也常见有阳气不足之证，而应采用益气解表等法。 其次，确立儿科五脏辨证纲领，钱乙提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的辨证纲领和主要证候特点，区分五脏的寒热虚实证候，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热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大大提高了儿科的辨证论治水诊断方面，钱乙高度重视小儿望诊，总结出了面部望诊的经验，尤以“面上证”“目内证”为要，其经验仍为现今儿科临床诊断的重要方法。在“面上证”指出了左腮、右腮、额上、鼻、颏分别归属于肝、肺、心、脾、肾，可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而《目内证》篇则指出红为热，白为寒，青为风，无华为虚。以目内颜色、光泽来诊察疾病，判断五脏的虚实寒热，钱乙还注意将面色与其他治法结合，以便更准确地对病症进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认为如果“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如果“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这种诊断方法在现今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3］。 在治疗原则上，钱乙以五脏辨证为依据，提出了“视病之新久虚实，虚则补母，实则泻子”的治疗法则。其治法的具体体现如：肝病“补肾，地黄丸”、“治心，导赤散”等。并指出了惊风有急惊和慢惊之别。“凡急慢惊，阴阳异证，切宜辨而治之。急惊合凉泻，慢惊合温补。”提出急惊和慢惊的治疗大法，在治疗小儿惊风方面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4］。 化裁古方，自创新方 钱乙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因此，在化裁古方时，始终遵循“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生理病理特点，遣方用药寒温适度，补泻并用，扶正祛邪兼顾，以柔养脏腑为本。因钱乙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无烦益火，而“肾主虚”，强调阴尚不足，故应以滋阴为主，遂除肉桂、附子二味，变温补肾气之剂为滋补肾阴之方，融三补三泻于一体，主治小儿肾虚诸证，开后世化裁多种地黄丸系列方之法门［5］。再者在化裁古方时注重灵活用药。在基础方上适当配伍，以适应不同证型的需要。如四君子汤加陈皮，名为异功散，以治虚冷吐泻；与此同时，钱乙还根据五脏的虚实寒热，创制了诸如导赤散、泻白散等五脏补泻方剂，迄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6］。 钱氏儿科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朱丹溪根据钱乙所创地黄丸，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养阴学说，并认为小儿“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阐发了钱乙“肾主虚，无实”的观点，对儿科阴虚体质及热病伤阴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李东垣所采纳重视脾胃的观点，并得以发挥。不仅开创了甘温除热的新法，而且他的脾胃学说对促进小儿脾胃病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所创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等在儿科仍广泛应用。后世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也因钱乙的学术思想的启发以拓宽了思路，进而形成、发展起来。他们的学术思想也推动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张景岳提出了小儿辨证重在表里寒热虚实；吴鞠通提出了“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小儿体质特点学说，“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用药特点，不难看出其学术思想受钱乙影响之深，丰富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内容［7］。 钱乙的学术思想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并对整个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和发展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中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气氛对儿科的临床治疗和基础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4c666f5700abb68a982fbc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