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乾嘉考据学兴盛原因 摘 要：考据学，缘起明末清初，主要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等。到了乾嘉时期，由于统治者政策、商品经济萌芽以及文化上的吐故纳新等多方面原因的相互作用，考据学顺应时代的需求而最终登上舞台。 关键词：乾嘉考据学；政治；经济；文化 乾嘉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清政府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固。江南地域在经历战火的伤痛后也逐渐恢复生机，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们（统治者）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为了避免重蹈明朝亡国覆辙，统治者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来加强自身统治。统治者摈弃明朝从心从性的思想观念，倡导宋朝时的严正理学思想，以及顾炎武、黄宗羲的“经学致用”思想和朴学观念。他们一方面用博学鸿词科等怀柔政策，试图拉拢文人，在另一方面又采取文字狱等高压政策，限制文人自由的言论。正因为上述等政治原因的影响，使得清朝文坛逐渐沉寂，而重视小学、考据得校勘学应统治者的需求登上历史的舞台。 同时，在乾嘉时期，文人也不再以做官考取功名为终极目标。“乾嘉之时有69人辞官不仕，这些辞官的人全部为汉官，无满人，并且皆系‘正途’出生，无捐纳等。其他途径入仕者，其中进士55人次，举人12人次，拔贡生1人次，副贡1人次。就辞归方式而言，丁忧归者6人次，乞养归者18人次，以疾归者18人次，其他原因辞官者27人次。”大量的汉族官员在壮年就放弃封建文人苦苦追求的科举入仕之路，以生病、丁忧等原因辞官归隐。其中不乏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文人，譬如全祖望、姚鼐、钱大昕、章学诚等。由此可见，科举入仕这个传统的观念已经被社会所渐渐淡化，综合多方面分析也不难看出其中原因。首先，乾嘉时期，政治上虽然清明，但是“伴君如伴虎”，皇帝独尊，进言逆耳着常常为皇帝所排斥触犯圣怒。卢文弨就因进言惹乾隆皇帝不悦而被连降三级。其次，清朝政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社会，汉族和统治阶级贵族官员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官场内的残酷的权力斗争等现象也渐使文人心灰意冷。最后，乾嘉时期社会已经步入稳定期，朝廷官员机制成熟，贤才众多。即使参加科举拔得头筹，经过长期等待后，朝廷安排的也是无足轻重的微小官职。所以，大批文人在面对宦海的险恶和无情后，放弃仕途转而投向书斋。 从经济角度来看，清代处于社会发展的大变革时期。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漫长的岁月发展之中慢慢趋向瓦解，资本主义已经逐渐萌芽。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依靠聚集的大量财富资本，在社会发展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财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部分商人将财富转化为土地资本的形式。而另一部分商人则将其投资在文化书籍上，希望可以改变商人身份，进入士绅阶级。他们投统治者所好，致力于私家藏书，徽商鲍廷博就因向皇帝屡次献书，而获得了两代皇帝的三次嘉奖。在晚年还获得了举人的头衔，完成了商人向士绅的转变。不仅是鲍廷博，朝廷内外无论是官员还是商贾均以为朝廷献书为荣，他们花重金购书，新建 藏书阁，掀起了一股藏书热。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文弨的“抱经堂”、惠栋的“红豆山房”、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皆是当时的典型代表。“文人在日常的文化实践中，从绘画、书法、吟诗、游湖，再到治学、赏书等方面的鉴赏趣味，都代表了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尤其是到了乾嘉年间，辑佚辨伪更是上层学术大师的象征。达官贵人亦然于此道。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代表不同的资本价值，而人们往往希望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更多的地位，于是寄希望于互换，然后获取更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不再把与商人交往作为一件可耻的事情，商人的金钱资助和文人的智力劳动互相交换。由此也就可以说明，因为商人的介入，使得校勘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寒门文人不仅可以在校勘时获得丰厚的报酬，在另一方面也得以阅读商贾重金购得的古籍来增加学识。 在文化方面，考据学其实在明中后期就已经开始萌芽。起初只作为文人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形成一个正规的学术派别，崇尚汉学的考据学并没有在主流王学中挣扎出一席之地。到了清朝，明王朝忽然覆灭的巨大伤痛刺激着一群晚明学者。他们纷纷开始反思，苦苦追随并以此为风雅标榜的的阳明学派的科学性。清初以黄梨洲和顾亭林等为代表的文人开始重新审视阳明学派，针对社会学风的空疏，他们纷纷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对策。他们把学术研究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通过研究古人经典阐发自我见解来改造社会。同时，乾嘉时期因为政治大环境稳定清明，所以统治者在文化上尤为重视，大力推崇“稽古右文”。并下诏编撰《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等大规模书籍，引得一大批文人投身其中。 另外，书籍的刊布在宋朝时因为印刷术的逐渐成熟走向繁荣，大量的学术著作得以印刷传世。而由于印刷过程中的各种原因，使得印书本就不免出现错误。明代，学者多从心从性，形成了空谈不实的学术风气。他们依据自身的学术观点随意篡改书籍，使其渐渐偏离原意。到了清代，藏书家也纷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藏书中不仅追求其数量的多少，而且也追求其质量的高低。为了求得高质量的古籍，他们花重金聘请文人进行校勘，以减少书中的谬误。致使后期众多文士投身其中，出现了考据研究职业化的浪潮。 乾嘉考据学盛行的原因错综复杂，决不是笔者所阐述的那几条浅薄原因所能概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结合文人特有的心态使其在江浙一带发展到了顶峰。不同的考据思想相互碰撞，不断为考据学提供新鲜血液，促进其发展，使得考据理论日臻完善。乾嘉考据学虽然后世肯定不高，但是无数乾嘉学者的辛苦耕耘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秘本善本，审慎的考据思想更为如今考据学的發展奠定了科学的社会基础，使我们受用无穷。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12 [2]王妍.乾嘉时期辞官现象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2，（1）：133-134. [3]（法）布尔迪厄著，包明亚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7：209. 穆树荣，女，1995年10月，江苏连云港人，硕士学位，淮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fb5747d53e79b89680203d8ce2f0066f43364f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