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化再制和社会再制》 布迪厄将文化视为资本，从文化的角度来揭示教育系统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再制的影响，并主张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不单单只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是文化资本分配不均所导致的。 所谓文化资本，文中谈及三种存在形式：其一是客观的文化商品的形态如书籍、电影、博物馆、歌剧等，而这些文化财富的占有是以掌握获得财富方式为前提的。其二是具体的形态如良好的教养和习惯、举止风度和情趣爱好等，这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上流社会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氛围。其三是体制的形态，采取学术资格这一“合法化”的形式。这种文化资本在学术上得到认可，被官方承认和保障。 作为一种“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样有再制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则是通过教育体制而发生的。教育体制传播的文化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更为相近，如学校内使用的语言模式及文化模式等。学生对统治阶级的文化越了解，就越有利于适应并熟悉教育体制的培养，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而且，学校教育要求学生预先被赋予“接受教育”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由学校教给而是来源于家庭教育。也就是说，教育体制实质上是更有利于上层社会的学生的学业成功的。因此，由于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不同阶级拥有对应不同阶级的文化资本，后天的同样的学校教育的效果是不相同的，这种效果其实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总和。 布迪厄分析对象为法国的社会阶层，但这种“文化资本”影响教育体制效果在现今中国也是显然的。对于有经济社会资本优势并获得文化资本的家庭而言，能够对子女进行更多文化投资。如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可以从小学习乐器、接触各种文化产品，可以花高价钱选择更好的教育、参加海外交流活动拓宽视野等。孩子从小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或之外可以得到更多元的能力培养，有利于在教育体制内取得学业成就。而对于文化资本优势的家庭来说，如知识分子家庭，家庭中良好的文化和语汇氛围、父母的教养旨趣、良好导向的家庭教育使孩子熟悉教育体制的语汇体系，养成良好修养和情趣，有利于适应学校教育，取得较高学业成就。而对于文化资本处于劣势的家庭而言，他们既没有条件让孩子接受多元的文化培养，也无法在家庭中营造良好的文化熏陶环境，孩子往往在进入教育体制之前就已经处于劣势，进入教育体制后竞争力不足。一个从小没参加过夏令营闲时忙于帮父母种地的农村学子在名校面前往往很难竞争过（如果不只取决于成绩）体艺学兼优、拿过科技奖、有过国际交流经历、成立过NGO的学生——而后者的一切需要雄厚的文化资本条件，他在教育体制中的竞争也更占优势，更能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 而由文化资本不均造成的学业成就或学术资格不均，再制了新一轮的文化资本。在文化资本占优势的阶层，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体制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或学术资格，因而又成为文化资本优势阶层，能够对其子女进行更多的文化投资。于是文化资本就这样代际流动，再分配文化资本。 文化的社会再制功能同样是通过教育体制发生。文化资本被制度认可后变成了一种学术资格，如文凭。而文凭与职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是一种获得职业或地位的资格。这种学术资格将人们安插到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位置上去，通过把学术资格转化为社会等级，完成从文化再制到社会结构再制的过程。布迪厄选取拥有不同文化资本的不同阶层分析：工程师的儿子成为科技人员或就读科技大学或科学系的比例特别高。而商业首脑的后代能够得到更多的关于交际的文化资本，更容易成为商业首脑。知识分子或教师的后代拥有更多学术熏陶的文化资本，更容易成为知识分子或教师。这是由于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的文化消费品和自身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中上阶级通过把自己的文化资本优势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使其获得学术资格，进而获得相应的职业或地位，从而确保了其子女的优势地位，实现了代际间的传递。 而这种通过将学术等级转化为社会等级的社会再制方式，是比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资本“继承”形式的代际流动更为隐蔽的合法化的社会再制方式。教育体制以一种平等的形式授予学术资格，每个学生似乎平等地依靠个人天赋或自身努力去取得学业成就，而这种平等却掩盖了每个学生在文化资本上的差距，教育体制反而更拉大了这种差距，并把文化资本差距转化为学术资格的差距，进而再制社会结构，保证社会阶级和资本的代际流动。教育体制正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合法化的途径。 如作为“目前相对公平的”、“改变命运的”考试的中国高考，平等地只看考试分数，标榜只要努力就能上好大学，却掩盖了某些文化资本的劣势是再努力也补不回来的。名牌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考察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思维深度，然而对问题的见识和认识并不取决于学生的努力程度，而是取决于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及接触的文化教育条件。教授的孩子有思想深度，政要的孩子有国际视野，巨贾的孩子有分析头脑，缺乏文化资本的孩子只有耀眼的高考成绩。高考看似公平，只是用成绩来掩盖文化资本的不均。从此分流，拥有文化资本优势的孩子更可能进入名牌大学，获得更高的学术资格，从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本匮乏的孩子可能无法进入大学，没有文凭这一敲门砖，而获得较低的社会地位。这就是教育体制对社会结构的再制。当中固然有缺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幸运儿仅凭借天赋和努力获得很高的学业成就并由此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只是个案，并不能由此否定文化资本对此的重要性。调查显示北大清华近年来来自农村的新生比例日益下降严重，农村学子的自白更揭示了文化资本在追求学业成就上无法取代的优势。 虽然现在读大学已不是唯一出路，然而这种合法化的流动机制仍然作用巨大。目前国家正努力推进教育公平，缩小城乡教育条件差距。然而即使在硬件上能保证教育公平，不可否认的是，由出身决定的文化资本差距已经使孩子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要真正造就教育公平，还应平衡社会结构，缩小文化资本的差距，让学生在平等的教育体制内，相对平等地接受教育和竞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2acfe567f1922791788e8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