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突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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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突出优势□ 何中华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在一系列竞争中实现的。在不同的时代,引发人类竞争的原因也各有侧重。在古代,人类竞争大多是因为争夺地盘和掳掠财富而引发；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摩擦、碰撞,则构成近代竞争的主因；到了当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又变成人类竞争的主要诱因。在这里,隐含着一条经济、政治、文化依次展开的脉络。由此可见,在21世纪,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化软实力其实并不“软”,它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文化硬实力,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辩证法。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无疑要靠文化硬实力来支撑,但更要靠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配合。因为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只有软实力才是恒久起作用的力量。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发展,看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真正优势之所在,既要着眼于它对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有何贡献,还要着眼于它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前景能够提供怎样的智慧和启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显示出自身的突出优势。具体地说,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坚实基础。 反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使得每一个被卷入其中的非西方民族,都不得不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深刻变革,其历史后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现代化在消解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的同时,也日益瓦解着民族的文化个性。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早已构成我们的基本历史语境,它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匀质化格局。在现代化的反传统姿态中,我们蓦然发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时间突然找不到答案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孤岛效应”。文化的断裂导致了文化认同危机,以至于出现了“香蕉人”,即黄皮肤白心灵的畸形文化人格。这恰恰是造成国人文化身份焦虑的主要原因。不能不承认,文化上的自我迷失,成为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的重要心理原因。 然而,我们中华民族自晚清以来所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不能是任何别的意义上的现代化,只能是“中国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乃是现代化真正走向成功的绝对前提。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有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就成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黑格尔曾经说过,对于欧洲人来说,一提起古希腊,就有一种家园之感。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家园之感又源自何处呢?它无疑源自我们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归依,不能不追根溯源,回到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上来。对文化之根的自觉追寻和接续,是我们重新揭橥自己的文化本根性的契机,它无疑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内在基础和获得文化归属感的不可替代的依据。离开了这样一种文化共识的根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没有着落。因为“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地域学或人种学的概念。如果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荡然无存了,那么这个民族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现代新儒家当年的焦虑正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它说到底不过是文化认同危机在文化意识层面上的反应罢了。这就从否定的方面凸显了文化认同对于民族概念建构的前提性意义。 作为独特文化标志,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构成该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原型,它为整个民族力量的整合奠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天下所有炎黄子孙达成文化共识提供了一个基本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最深刻的根源和最丰厚的土壤。正是在它的基础上达成的普遍文化认同,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舞台的博弈中胜出,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寻求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理念。 21世纪的人类能否找到走向未来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摆脱生态和环境危机带来的生存困境。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淡水资源匮乏、核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表明我们的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事实上,它宣告了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危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实施,不过是人类试图走出生存困境、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尝试。人类目前所遭遇的一系列发展难题,说到底乃是以戡天役物为基本取向的现代技术泛滥的结果。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无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尊严,造成了人类把自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的危险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到头来整个人类不得不承受自然界的残酷报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最核心理念就是“天人合一”,它主张人道顺应天道,寻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重要的是,这一基本理念决定并塑造了古典技术的文化取向和文化品格,它使得在技术的展现中达成人与自然的双赢:一方面因势利导,让大自然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另一方面又维系自然界的均衡和自洽,使之能够为人类永续利用。这种对自然的尊重,最为睿智的是体现在恰当地看待人的欲望上。中国人相信只有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自然而然的范围内才是最适当的,既不剥夺它,也不放纵它,更不人为地制造它。因此,避免了对自然界的过度占有和贪得无厌的攫取。 从文化角度说,现代技术得以改造和优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恢复技术的古典品格。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显示出了它的独特魅力。能否实现由“以人克天”到“天人合一”的转变,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可持续性。如果不能完成这一理念的重建,那么目前正在建构的生态文明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这绝非危言耸听,也不是言过其实。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未来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罗素所说的乃是一个西方智者的肺腑之言,它具有深邃的穿透力。正是在应对生存危机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强大的拯救力量。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优化人际关系、重建道德秩序提供重要支撑。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释放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媒体频频曝光的唯利是图、见死不救、掺杂使假、坑蒙拐骗之类公然践踏伦理底线的事件,的确折射出人们道德感衰弱的征兆。社会信任的危机,严重妨碍着人们之间的彼此交往。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在一定范围的蔓延,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这些消极现象日益严重地挑战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不仅败坏了社会信用体系,而且妨碍了社会关系的有机整合。如何才能扭转这一局面,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重建道德,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赖,乃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在总体上是性善论的。这种自我认知,是基于对人性的信任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般都是把德性看成是人不同于并超越于动物的本质规定。在中国文化看来,德性优先于知识。这一顺序,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在乎和看重道德选择。人是德性的动物这一定义,决定了我们相信德性才是力量,所谓“仁者无敌”。人生在世,当然不能离开利益的追求和满足；但按照中国文化的“义利之辨”,人们追求自我利益必须恪守“以义制利”的原则,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才能证成自己的君子人格,也才能达致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孔子就主张“见利思义”、“以义为上”,即所谓“义然后取”。如果君子爱财,取之无道,以至于无度；如果在利益面前,不管是否合乎道义,都一股脑地攫取,那就十分危险了。道德之所以出现滑坡,不正是陷入这类误区的结果吗? 只有恪守“德性优先”的选择原则,我们才有可能在各式各样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获得足够的免疫力。倘若人们在实际的交往中,都能够秉持“以义制利”的“义利之辨”,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就一定会得到明显改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总结20世纪上半叶历史教训之时,告诫人们:“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强调:“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程度”；要想避免这一悲剧,“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正是在这个方面,“德性就是力量”的信念,显示出它的先知般的睿智和远见卓识。耐人寻味的是,孔子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处世原则,成为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的基石。孔子的这句箴言,在观念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合理有效地调节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系的底线伦理,是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d9a4720b868a98271fe910ef12d2af90242a8c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