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视野下的民族问题 在积累了足够的材料之后，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将民族问题置于这一语境之下进行讨论。 回到民族问题这个讨论核心上来，我们要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民族问题之恶化，谁为民族问题的恶化负责，以及如何缓解民族问题。 关于民族问题的由来，我在第一部分提出了一种宗教文化学角度的简单阐释。以我们国家为例：壮族和汉族的矛盾大还是藏族和汉族的矛盾大？显然是后者。因为从种种方面看，壮族和汉族的文化同源性远远强于藏族，而藏族本身更像是一个卫星文明，正如唐朝与日本的关系一样。不同源的两个文明之间，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向内倾斜必定带来两者不同程度上的矛盾与分裂，对于中心文明和卫星文明更是如此。一种妥善的解决办法是区域自治，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做的。然而为什么我们在引言部分说，这种手段“人为地制造了地域性的民族隔阂”呢？ 我们可以尝试着用宗教社会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最简单地，不同的信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标榜的无神论）带来了更加困难的交流。其次，对自治区给予的文化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一纸空文，更多的只是旅游第三产业意义上的，其内涵还是一种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从藏区中学将藏文列为选修科目即可看出这一点。第三，户籍制度和对少数民族的机会平等问题实质上并没有给疆藏地区的人口太多事实上的转移机会，仅仅以“东部优先发展以照顾西部”的许诺来应付是无济于事的。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由非理性化教育带来的社会态度问题。在第二章中，我们简单地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民族与宗教一刀切政策，将宗教和民族在了人们的脑中一体化了。又由于非理性的无神论教育近乎偏执地对宗教进行贬低，以及唯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上一章第三节）的泛滥，这两点在本来就缺乏对宗教理性认识的民众心中强化了对未知事物——宗教的抵制情绪。这种抵制情绪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和一种潜在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精神相融合的。“他们”在社会语境下成为了经济与文化的边缘群体，而对宗教的理解缺失则强化了这一点。被塑造成低下者的“他们”越发地失去了机会公平，从而越发地向边缘移动，因而强化不满情绪，滋生了民族主义，恶性循环，最终矛盾激化，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民族问题其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这一点大概可以说是清楚的。但是在对民族问题的消极态度和缺乏人性关怀的应对措施这一点上，使得民族问题恶化的罪魁祸首显然是政府，而不是西方的反华分裂势力。 在材料的堆积部分，我已经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当前政府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种种不当政策。单单从宗教学的视野来看，我们认识到，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对无神论的不合实际的宣扬，而在于这种表象下的执政态度：轻视、边缘化、地缘政治化宗教群体和非同源少数民族。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坚信的，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大中华”理论。这种在靠金元外交、一味的古代文化传统宣扬和逐渐失去地位的廉价劳动力换来的“中国崛起”和狂热得近乎民粹主义式的民间热情是不需要怀疑的吗？在民族问题上如此，在其他社会问题上也是如此，当民众的欲求得不到满足时，我们的政府行使的职能不是试图满足这些欲求，而是用尽一切手段“证明”这种欲求是不正当的，然后靠高歌猛进的民族自豪感转移视线。我想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都不会称赞这样一个政府。 归根结底，我们对学术、宗教、民族等一干问题的专制主义态度是一切的病根。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必定不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对待问题，而最终只能以集权专制的手段进行封锁和镇压，并最终将罪名归结到单独的个人或者群体的头上。理论界的缺位导致我们不能够用包括宗教学方法在内的合理手段去解决民族问题，并且对民间的错误态度和其带来的恶化也只能够予以纵容。当我们的政府以无神论自我标榜，本身就以一种地缘政治而非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审视民族和宗教问题时，我们不可能期待民族问题的自然消解。 教育和言论的封锁、社会学调查的人为阻挠、政府控制的媒体和学术解释权、政府控制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加上转移视线的官方媒体和被愚弄的民众，以专制主义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做得很不错，唯一的缺点只是：我们并非生活在10世纪。 怎么办？一种激进的观点或许认为只有一种彻头彻尾的体制改革才能够解决这种专制主义的困难。然而，一方面没人会希望这么做，一方面期待现行专制政府的自我完善又显得毫无可能性。我们应该怎么做？少数民族究竟怎么样才能逃脱文化上的“被解释”地位呢？这超出了本篇文章的作为宗教学问题界限，我们对所希望的解决恐怕只能持一种悲观态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923433c87c24028915fc3a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