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苦闷-情趣——丰子恺美学思想的特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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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苦闷?情趣——丰子恺美学思想的特征(一) 【内容提要】 丰子恺美学思想中的闪光点便是东西方美学观念的“互证”，在“互证”和阐述中实现西方美学思想的本土化转换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生成。丰子恺在介绍和诠释国外美学理论的同时，以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敏锐的理论洞见，提炼出“绝缘”、“苦闷”和“情趣”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美学概念，赋予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从而建构自己的美学观。 丰子恺（1898—1975）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杰出的漫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现代木版画和书籍装帧的先行者。朱光潜称他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丰子恺是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禀赋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敏锐的理论洞见，开阔的审美视野和悲悯的宗教情怀使其成为思想独特的美学家。他追求“多样统一”的审美理想，尝试把东西方美学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理念。丰子恺美学思想中的闪光点便是东西方美学观点的“互证”，在“互证”和阐述中实现西方美学思想的本土化转换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生成。 一“绝缘”说 在丰子恺看来，静观事物本体的审美经验和注重实用功利的日常经验是两种不同的观照事物的经验。后者是从各种关系中来看事物，前者是“绝缘”的。丰子恺认为，主体只有通过“绝缘”的体验方式，剪断和事物的各种实用功利的关系，才能以超越功利的审美心态来观照事物，从而诞生诗意和艺术冲动。丰子恺认为，不仅实用功利和审美是对立的，而且科学和审美也是对立的。要进入对事物的审美观照，艺术家或艺术欣赏者，既要用“绝缘”的方法消解功利实用的观照方法，又要用“绝缘”的方法去除科学求真的观照方法。他在《艺术教育的原理》中指出：“科学是有关系的，艺术是绝缘的，这绝缘便是美的境地——吾人达到哲学论究的最高点，因此可以认出知的世界和美的世界来。”①丰子恺明确地区分了科学和艺术的不同性质的精神活动方式。但是，主张审美“绝缘”说的丰子恺也并不完全排除审美观照中伴有理性活动。他在《艺术丛话?为中学生谈艺术科学习法》中指出：“艺术中并非全然排斥理智的思虑，艺术中也含有且需要理智的分子，不过艺术必以感觉为主而思虑为宾，艺术的美主在于感觉上，思虑仅为其辅助。”②审美活动需要切断和功利的逻辑关系，但是作为审美活动的主要构成的艺术活动，却和理智活动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丰子恺的“绝缘”说包含一定的辩证内涵。 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首先将康德、叔本华等“审美无利害关系”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中把无利害关系当作美的根本性质。继王国维之后，蔡元培、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等都介绍过“审美无利害关系”理论，并努力使这一理论本土化。主张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丰子恺自然也洞察这一美学的“秘密”。在丰子恺看来，康德的“无关心说”很有道理，而其“美的主观说”却有失片面。所以，他更赞同席勒的“美的主观融合说”，并进而解释道：“梅花原是美的。但倘没有能领略这美的心，就不能感到其美。反之，颇有领略美感的心，而所对的不是梅花而是一堆鸟粪，也就不感到美。故美不能仅用主观或仅用客观感得。二者同时共动，美感方始成立。这是最充分圆满的学说，世间赞同的人很多。”③丰子恺认为，审美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审美主体要有一颗能领略美感的心；二是审美对象也要具有美感。西方现代美学不仅研究艺术如何化丑为美，而且也从美学中衍生出一门“丑学”来。这样一来，审美（审丑）对象的美不美也就无关紧要了。由此可见，丰子恺的美学主张趋向于二元论，强调审美心理和审美对象的意向性结构的辩证联结，而不是偏向于单一性的构成。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丰子恺的美学观显然在二元论思维背景中更多侧重于主体性结构和精神的意向性作用，这是有别于其他美学家的思想特征之一。 从学理上看，无论是“无利害关系”，还是“绝缘”，其含意在逻辑上是等同的，就是要求审美主体能排除粗鄙的占有欲，以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去对待审美对象，而不要以占有的欲望去对待审美对象。然而，对于世俗中的成人而言，要让其放弃科学求真的认知方式和世俗功利的感知方式，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一方面需要凭借诗性智慧去消解知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逻辑限定，另一方面依赖审美想象力超越日常经验的藩篱而走向心灵的澄明和“无待”，从而获得精神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以触发美的灵感。必要时还得像佛教徒那样“破执”，才能去除求真和求利的方式，进入对人、事、物、景和艺术品的审美观照。超越功利，无疑需要一颗“赤子之心”。而在丰子恺看来，“赤子之心”，其实就是孩童般的艺术心和宗教心。所以，赤子心、艺术心和宗教心是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属于互相包含的逻辑关系。“童心”，也就是佛教中的“真如”。“童心”是“净”，与之相对的世俗心则是“染”、“净”杂糅的了。艺术和宗教具有拂去“染” 而回归“净”的功效。显然，他的美学思想从传统佛教汲取了思维方法和理论支撑，也获得一种情感的皈依和信仰的守望。这是丰子恺不同于其他现代美学家的独特之处。 在丰子恺的美学眼光中，尚未被世尘所蔽的儿童，天生就是艺术家。天真烂漫的儿童不仅有一颗天生的艺术心，而且还有一颗天生的宗教心。丰子恺在《告母性——代序》一文中就赞美了孩子们的艺术心和宗教心：“他们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即所谓‘自己目的'，这真是艺术的!他们不计利害，不分人我；即所谓‘无我'，这真是宗教的!”④他进而指出，长养孩子的童心只有“宗教和艺术”：“大人们的一切事业与活动，大都是卑鄙的；其能仿佛于儿童这个尊贵的‘赤子之心'的，只有宗教与艺术。故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培养他们这赤子之心，当然最为适宜。”⑤在丰子恺的美学观念里，艺术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作为艺术心、宗教心和“赤子之心”三位一体的童心，其真正的内核便是“真心”。在中国思想史上，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也是标举“真心”，希冀人们挣脱传统道德与礼教的羁绊，敢于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与评价，显然具有理想主义的个性解放的人文色彩。“童心说”的理论基础是人的自然本性论，排斥传统文化对于人的文化整合，强调入的生命存在的本真性。尽管丰子恺没有直接介绍过李贽的“童心说”，但两人在用“真心”来诠释“童心”方面几乎如出一辙。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美学理论，产生深刻的思想余波。丰子恺则提倡美育和宗教并举，主张两者都不可偏废。首先，两人都把美育摆到了宗教信仰的高度，主张超越功利、陶冶不失“赤子之心”的情操，这是蔡元培和丰子恺美学思想中高度一致的地方。其次，丰子恺十分痛恨“与佛菩萨做交易”的世俗的佛教徒，这在他的随笔《佛无灵》等文中说得十分明白。作为追随弘一大师皈依佛门的居士，丰子恺唾弃恶俗的宗教而追求理想中的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在要求去除当时世俗社会中迷信功利的“宗教”方面，蔡元培和丰子恺也是基本一致的。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蔡元培看到当时世俗的宗教犹如一盆脏水，主张泼掉；丰子恺也主张泼掉脏水，但认为脏水中还有孩子在，应该留下，且作为理想中的真正的宗教加以呵护。显然，丰子恺的美学主张更有合理性和辩证精神。 源自西方美学的“无功利说”，经过丰子恺的改造，就被本土化为美学的“绝缘说”。所谓“绝缘”，就是“自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即偶尔“返老还童”，用一颗回归的童心，来打量审美对象。经过“绝缘”的审美“自治区”，超越了世俗功利，解除了科学的知性关系，剩下来的应是“有意味”的审美形式。在审美世界中，具象性的形式只是表层的，透过表层，还能体味深层的情感和意义。美不仅在于形式，而且还在于情感。由于世俗之心与“赤子之心”之间的张力，情感的基调应是“苦闷”的。正是基于此，丰子恺才对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美学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进而翻译介绍《苦闷的象征》，并将它作为自己的美学思想的另一个逻辑起点。 二“苦闷”说 丰子恺写作《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的时候，标志着他已经把厨川白村的“苦闷”概念“本土化”，并且结合中国文艺的传统和实际，建构了自己的美学思想。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fbb624fd4bbfd0a79563c1ec5da50e2534dd15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