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热”的社会学思考 [摘要]人们何以如此热衷于公务员考试？解答此问题的关键是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结构特征和个人行为逻辑中寻找解答。笔者认为：“断裂”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流动渠道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资源会聚地的“单位”成为人们获取利益的最佳选择之一，而国人的自我主义行动逻辑最终把人们引向公务员考试而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博弈。 [关键词]公务员热；社会结构；断裂；自我主义 1引论：问题与研究思路 改革开放，尤其是国企改革后，“单位”收缩到社会一隅，但却成为社会中最强势的一部分，国家机关是其典型代表，公务员考试更是成为“国考”。除了优厚工资、福利及其“铁饭碗”等单位内职位属性外，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一往情深？提出这一问题并做出回答，一方面因为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匮乏并且仅有研究的解释也无法令人满意，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华尔德有关中国单位组织的“新传统主义”研究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目前有关“公务员热”的研究不足，并且其解释也无法使人满意。比如，郭彦朋认为大学生热衷于报考公务员是“大学生从众心理作祟和官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种解释把问题归因于个体自身，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张翼和雷媛媛的研究虽然将视角转换到了社会制度层面，但这一解释，没有明确解释某一制度在某一问题的出现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并且忽视了制度的历史性与个体层次的因素。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简要回顾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着力突出其中对理解“公务员热”有着重要意义的依赖关系，庇护特征与关系性的行动逻辑；其次，阐述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及其现状，明确是在怎样的结构特征、制度环境下出现了“公务员热”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单位在目前的社会结构状况下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解决单位作为一种组织本身在“公务员热”现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问题；最后，从费孝通所提出的“自我主义”出发，阐明人们为何选择跻身体制内，而没有选择集体行动以获取并保证个人利益。 2“新传统主义”内容及启示 华尔德将“新传统主义”的形成归结为工厂领导和工人在实践中应对列宁式政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的策略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列宁式政党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因此，评判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便是其对党的信仰与奉献程度，因为广大群众在社会经济与政治上高度依附党组织，因此评判结果与个人的利益得失有关。这样一来，党利用个人得失上的威胁利诱来吸引集团之外的人去追随其意识形态时，原来的纽带也就败坏了。早期的自愿追随者所具备的共同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等级体系中的奖励制度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车间领导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他们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政治道德，他们 需要的是那些服从自己、站在自己一边对抗其他工人、在生产和政治运动中积极合作的工人），以及车间领导在物质利益分配，工资级别提升，社会福利发放与政治待遇等方面所具有的相当大的决定权，使得工人在实践中将党所号召的对“政治信仰的献身”转变为“对党支部和车间领导的忠诚”，以求获得奖励。这样，在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的关系。 “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的建构与运用又刺激了上下间互惠交易关系的发展，并导致了工人队伍分裂为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前者同党和行政领导站在一边，除了在政治性会议上要说话正确，还需要在日常工作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比如下班后留下来出墙报、帮组班组长组织会议、清点每日工作量等），以此表示自己向党的最高标准看齐以求获得奖励。后者通常采取“仪式性服从”的态度，防止自己犯“错误”而受到惩罚。但普通工人也有满足物质性需要的独特方式——与任何掌握自己所需要资源的工厂领导和普通职工（如厂医、食堂厨师等）发展实用性的私人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关系”和“走后门”。这种分裂是工人在面对单位的控制力，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厂领导在具体实践中的权力等约束性条件时采取不同的策略性行动的意外后果。 华尔德的分析对我们的启示有三：首先，单位以拥有控制权和分配资源为特征，而这就导致了工人对单位的严重依赖。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居民脱离体制，但单位在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中依然优于其他组织。其次，单位是一个由高度制度化的庇护者—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所构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在这里群众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与工厂中的领导与作为其庇护对象的工人群众间的个人忠诚关系交织在一起。最后，面对无效的单位制，人们的选择不是采取集体性行动，而是选择或者成为“积极分子”或者发展“实用性的私人关系”。 3“下海热”到“公务员热”：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体制内的人员的“下海热”，随后90年代中期以来，公务员招生考试逐步升温，以至于目前的炙手可热。 从体制内的人员脱离体制下海，到体制外的人员希望通过考公务员而跻身为体制内的一员，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由20世纪80年代的资源扩散到90年代的资源重新积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端，国家向社会释放出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社会逐步发育成与国家并列、相对独立的配置资源的源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收入提高、生活改善，社会的边缘地带也出现了兴旺的气象。也正是此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而产生了体制外精英群体，主要是经济精英。这也导致了体制内的政治、文化精英的怀疑、恐惧和羡慕，一部分体制内精英开始下海，到市场中追寻自己的利益。但步入90年代中期之后，资源又开始重新积聚，而这种积聚的方向正是整个精英阶层。这样一种资源分配方式和流动方向也形塑着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967c4666c175f0e7dd137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