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应星与于建嵘的学术争议 张耀杰，《社会科学报》第1272期，2011年7月21日。 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 月)，是国内继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之后，第二部以抗争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作者自称“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但是，笔者细读之后，从中并没有体验到具体可感并且一气呵成的学术气场，反而在针对于建嵘的一再挑战中，明显感受到作者在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中疲软畏缩的气场迷失。 被应星称之为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的“气”，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初概念。在老子《道德经》的创世学说中，是道产生了一，也就是原始混沌之气。一产生了二，也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的阴阳二气。由二产生的三，指的是天地阴阳的交配和合之气。“三生万物”，指的是由天地阴阳孕育出的以男主阳、以女主阴、以人为大的万事万物。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明儒学，继老子、孔子、孟子、董仲舒之后，进一步抽象概括出了充分吸纳“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的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 在该书第二章中，应星先是承认“气在中国社会的指涉极其繁杂，我在此无法详加辨析”；接下来，他通过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仅仅“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就作为学术灵丹匆匆得出连最为基本的阴阳二气都没有加以区别的“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的气场“续谱”。显然，这是比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文化的阴阳气场更加抽象空洞、自我矮化的气场迷失。 2004 年，于建嵘在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第2 期的《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中，第一次提出“以法抗争”的解释性框架。他所依据的一部分的实证案例，是笔者在《俞梅荪与中国新民权运动》一书中，翔实叙述的四川省自贡市白果村七组失地农民刘正有，代表村民依法维权反受其害的政治觉醒与持续抗争；河北唐山、秦皇岛二市两万多名桃林口水库移民，分别签名要求罢免市委书记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政治诉求；福建省福州市和宁德市的失地农民，分别发起万人签名罢免党政一把手职务的政治动议。 从中国传统的阴阳气场的角度来看，于建嵘所说的“以法抗争”，其实就是底层社会的草根民众政治正确，或者说是政治挂帅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式的负气抗争。对于这些政治敏感的实证案例漠不关心、避而不谈的应星，既没有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阴阳气场研读明白，更没有把乡村社会的抗争政治解释到位，以至于七年之后，他还在书中依据自己在田野调查中深入研究过的少数案例，削足适履、以偏概全地坚持认为，于建嵘“过分夸大了上世纪90 年代以后的这些变化”。在他看来，“草根动员尽管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化，但这种组织性是名实分离的，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去政治性的。” 2010 年12 月25 日，因为上访维权而三进监狱的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大卡车碾死，从而激发唤醒全国范围内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维权和政治抗争。钱云会案连同笔者的前述案例，足以证明应星极力强调的农民维权抗争的“去政治性”，其实是他自己因为缺乏足够勇气，而对于长期积淀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中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式的替天行道受招安的非法治、泛政治的斗争哲学和政治抗争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以至导致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疲软畏缩、气场迷失。 近年来，越来越多不平则鸣、官逼民反的偶发性群体泄愤事件充分证明，随着部分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肆意地垄断掠夺公私财产，长期积淀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已经吸纳了足够强大的不平之气。这种不平之气在特殊情境之下，随时都可能酝酿形成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式的替天行道受招安的情绪暴烈、言行极端的群体性暴力泄愤事件。要想彻底化解平息这种极具破坏性和爆发力的阴阳气场，只能依靠全球化、现代化的人类共同体所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私人生活意识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共生活民主参与、国家制度宪政共和、国际交往大同博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的建设完善，尤其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于2010 年9 月1 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所强调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的贯彻执行。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性质的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气场迷失与学术取巧，都将是对于学术尊严的公然败坏和对于国家利益的严重误导。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b3e1bbbc77da26925c5b0f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