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可谓登峰造极，而其受宗教的影响，给今人留下了不少飘逸，空灵的佳作。晚唐宗教的发展，致使佛教、道教此起彼伏，时衰时兴。文宗深痛儒学衰微，尝试有所振兴，然而积重难返，又为宦官所制，只能怅恨而已。武宗兴道灭佛，曾给予佛教以惨重打击，但他又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最终服食丹药，中毒而亡。宣宗即位后，务反会昌之政，佛教重兴，其势力反比以往更炽。 自贞元之后，佛教禅宗特别兴盛。禅宗南宗自慧能以后迅速发展，逐渐压倒一切宗派，取得正宗地位。虽然与一般佛教相同，禅宗也把人世看作苦海，把世界看作空幻，但它不认为佛仅仅在“西天”，而是坚持佛在各人心里。认为人只要脱离人世的因缘苦海，悟得自身的佛性，逍遥自在，便是成佛，而无需漫长痛苦的修行。禅宗宗旨，不外净心、自悟４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顿时成佛。 晚唐苦吟诗人热衷功名利禄，一生中为科举及第，步入仕途而苦苦挣扎。由于生活贫寒，他们在应举求仕、流落江湖时，大都有寄食寺院的经历，与寺僧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的周贺还与贾岛一样早年出家，有很长的蒲团生涯。 寺院的建筑多在山林。山水白云，风月鸟鸣的方外世界幽雅宁静，恰与纷扰的尘世形成鲜明对照。“我爱寻师师访我，只应寻访是因缘”（方干《题龟山穆上人院》），寺院既是文人读书应试的理想场所，也是游览与避世的世外桃源。在苦吟诗人眼中，僧人、寺院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出世的理想世界，所以他们乐于与之往来。“不向禅门去，他门无了因”（姚合《寄郁上人》）；“入门愁自散，不假见僧翁”（姚合《寻僧不遇》）；“感时叹物寻僧话，惟向禅心得寂寥”（李频《鄂州头陀寺上方》）。在这里，他们可以解脱世事，纾解忧患，消释烦恼，调节心灵。“诗言与禅味，语默此皆清”（喻凫《冬日题无可上人院》）；“静吟因得句，独夜不妨禅”（方干《寄石湓清越上人》）。 在心灵普遍皈依禅门的同时，禅悦成为苦吟诗人乃至晚唐诗人的共同归趋。僧禅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于苦吟诗人笔下。据初步统计，姚合诗中这类作品有６１首，方干４５首，周贺３１首，刘得仁２６首，马戴２０首，李频１５首，郑巢１１首，顾非熊８首，姚鹄４首，就连任翻今存不多的１９首中也有５首，可见僧禅题材在苦吟诗人作品中所占比重之大。 在与僧禅的交往中，苦吟诗人常为他们艰苦的修持，高绝的道行所打动，在诗中诉说着自己礼僧敬佛的虔诚，消解烦恼的渴盼，以及为不能割舍世缘，而对僧禅生活迟疑、空羡的矛盾无奈之情。儒佛兼修的姚合虽然在诗歌主张上强调遵循儒家诗教，标举“六义”和骚雅，但在思想深处却深信儒、释互通，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多少区别。他在《赠卢沙弥小师》中云：“我师文宣王，立教垂书诗。但全仁义心，自然便慈悲。两教大体同，无处辨是非。”明确表露自己儒释合流，以儒奉佛的观点。他的《寄白石师》在对白石师孤高绝俗生活的描写中，流露出深深地仰慕之情：“白石师何在，师禅白石中。无情云可比，不食鸟难同。屦下苍苔雪，龛前瀑布风。相寻未有计，只是礼虚空。”首联“白石”，既点明白石师的住处，又象征其雅洁的情性。 诗人们与僧人交往的目的更多地还是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在《访僧法通不遇》中，姚合坦露了访僧礼佛的用意：“访师师不遇，礼佛佛无言。依旧将烦恼，黄昏入宅门。”访师礼佛，目的是要驱散烦恼。由于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姚合后期的出世思想越来越浓厚，“闲来杖此向何处，过水缘山只访僧”（《谢韬光上人赠百龄藤杖》），他颓然自放，甚至厌倦世事，自觉地把禅宗作为自救的思想工具。“吏事日纷然，无因到佛前”（《送僧栖真归杭州天竺寺》），他为吏事纷然，不能礼佛而焦急；“念我为官应易老，羡师依佛学无生”（《送文著上人游越》），“何计休为吏，从师老草堂”（《寄元绪上人》），他要在彼岸世界寻找宁静和寄托。姚合深感“世事每将愁见扰，年光唯与老相侵”（《寄陕州王司马》）；“自悲年已长，渐觉事难亲”（《寄郁上人》），种种世间的困扰只有借禅才能得以化解。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fa8f846ff4733687e21af45b307e87101f6f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