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个人如何成为诗圣 杜甫：一个人如何成为诗圣 李白使诗歌变成“神曲”，而杜甫使诗歌成为“人歌”。李白总是往一般化、抽象化上靠，而杜甫则总往具体化、形象化上靠。读李白的诗，我们感受到人生宇宙的莫大寂寞，而读杜甫诗，我们颇感身处人间的种种具体烦恼——不论这烦恼有多大，由于是具体的苦难与不幸，相对于那种生命本质上的苦痛，它在质上还是小的。是的，李白总是大鹏一般，精神遨游天上，而杜甫则时时注目人间，他为那些声声入耳的悲声和丝丝入目的苦形所牵挂，所苦恼，忧心忡忡而又不知所措。 与李白对具体的人事不感兴趣正相反，杜甫对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倾注了极大关注与关心，这可能正是他人格上日臻于圣人境界的途径，圣人就是“即凡而圣”的。一部《论语》，其中多少哲理，全来自日常生活的观察，孔子的学问，其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也即在此——人伦之圣孔子和诗歌之圣杜甫，其精神特质及升华之途径，确有相同处。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时，杜甫选择的不是感慨，这一点他与李白正相反，李白总是把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看成是人生悲剧的一个例证而发出感叹，并使之成为诗的主体。而杜甫则是描述，他的诗甚至因此变得有些琐屑，而这正是他的特色，他诗歌艺术的特色，他思维的特征，我们因此把他的诗称为“诗史”——他对生活是客观记录的、描述的，正如他在《石壕吏》中表现的那样，不，像他在整个“三吏”“三别”，整个安史之乱之际所写的一样——全是叙述，而且细节摹写生动，人物音容笑貌刻画生动。他甚至因此被后人称为袖手旁观者，冷漠无情，殊不知这正是他诗歌的特色，他要保持客观与冷静，他要不介入，从而使事件正常发生发展，不因其干扰而改变方向，从而有真实可信的结果。这时，面对对象，他更像一个科学工作者，而不像一个易激动的诗人。 李白沉湎于酒的境界，真像一个酒神。但有意思的是，他酒醉之后倒不是与别人打成一片，醉成一团，撕扯不开，而是心游万仞，他彼时的眼光是向上的，看到的是“长风万里送秋雁”，想到的是“欲上青天揽明月”，而不是与人纠缠。他醉后倒似乎更有洞察力，更有穿透力。他的醉眼似乎更冷峻，更不屑于一切。杜甫则是冷静的，这是指他的客观判断力。若论及他的主观态度，更常常是冷峻，一种冰冷的、严厉的、难以靠拢的精神形式。他写过《饮中八仙歌》，这是醒者的诗——只有醒者，才能如此细致地观察——不，观赏。他就这样众人皆醉我独醒地观赏他们，描摹他们的醉态，并对他们发出由衷的赞美，他暗中很羡慕他们的境界，但他注定是另一种人。他的良心太敏感，因而时时被惊醒，或被痛醒，不大能在醉态中酣睡。杜甫也是饮酒的，但他写醉酒很少，他是在冷静时写作的，他的作品出自他的理智，以及他仁爱的内心，不像李白那样写诗出自澎湃而不可抑制的热情与激情。 李白总是把个人遭际纵向上升到人生，杜甫则又总是把一己不幸横向联系到社会。所以李白像一个哲学家，杜甫是一个政治评论家，他的诗像是社会评论。李白对人生感怀万端情不能已，杜甫对社会苦难愤慨不平唏嘘不已。如果要控诉人间罪恶，那么，李白可能是滔滔不绝的公诉人，而杜甫是目击证人。他发誓他在现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所以李白的大本领是议论，虽然他并不愿多动脑筋思考，但“斗酒诗百篇”的他要发议论，而且是不着社会边际的议论，总能思如泉涌、妙语连珠，且让我们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杜甫的大本领是描摹与叙述，他描摹的功夫在诗人中可称第一。在杜甫的诗中，无论1 是场景描摹（如《羌村三首》），还是风景描摹，甚至人物心理描摹，他都能“使笔如画”，他天生一副仁慈的心肠，天生具有善于捕捉细屑的眼光，他常在细枝末节中发现大问题，他常被细小的情节感动。 李白是破坏的力量，杜甫是建设的力量。李白代表冲破一切束缚向往自由蓬勃发展的精神，而杜甫则代表建立规矩遵从规范的约束。李白古风、乐府写得最好——事实上，李白哪种诗体都能玩得转、玩得绝。谁能说他的五、七言律、绝不行？我们只能说他更喜欢用哪种方式来抒发他那不羁之情——因为他的情“不羁”，所以他爱用古风，因为古风在形式上最少约束，除了一般性的押韵和节奏，其他都可模糊。李白天性是“君子善假于物”，在他眼里，那么多诗体，简直是宇宙之间丰盛的大餐，他取来享用，不想烹饪。而杜甫则像一个孜孜不倦探求烹饪技术的厨师，他不停地试验新的配方与配料，讲究火候与色香味，所以他是诗体的大师，他几乎在各种诗体上都做过勤奋试验，元稹说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可能稍有溢美，但基本情形也差不多。当然，杜甫取得的最大成绩，我以为还在七律上。他的《秋兴八首》极锤炼之功，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交响乐，它们源自杜甫圣人般忧患重重的慈悲胸怀，这是一种境界，是人格修炼的结果，不仅仅是诗艺上的琢磨。 杜甫有很“俗”的一面。比如他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成都毫不惭愧地靠老朋友接济，如果对方忘了，他还主动催要（《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希望他们来“救急难”；他进三大赋以求用，一边自诩“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句》）且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边毫无羞耻地自比古代文学弄臣枚皋扬雄，一再恳求玄宗“哀怜”（《进〈雕赋〉表》）。可能因为他一生经济上不能潇洒，政治上不能得志，影响到他人格上的拘谨与一丝委琐。这种庸俗的一面，与他“诗圣”的“圣”的一面（此“圣”乃指他精神上伟大的博爱与推己及人的慈悲）似乎很不和谐，但却如此真实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事实可能正是因为杜甫自己对生活的艰辛与种种尴尬有切身的体验，他才能体谅他人的苦难与辛酸。这可能正是杜甫由凡入圣、由俗入圣的逻辑之路。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6df82b776232f60ddccda38376baf1ffd4fe3c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