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闲阶级论（制度经济学开山之作，经济中的行为艺术） 编辑推荐 人类追名逐利的背后所隐含的动机是什么？ 这现象与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阶级结构的演变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且看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凡勃伦对经济中的行为艺术的诠释——《有闲阶级论》。 内容推荐 《有闲阶级论》是凡勃伦于1899年出版的首部著作，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著作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当时的知识分子人手一册成为时尚。 有闲阶级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经济因素，它的价值和地位，就是本书讨论的主旨。作者对社会现象、消费行为、人类心理等进行了详尽的剖析，论述了制度、习惯、文化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会怎样影响经济，同时阐释了有闲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所折射出的经济意义。 作者简介 凡勃伦（1857-1929年），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作为一个辛辣的社会评论家而为一般公众所知，但从职业上说，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上有着广泛的著述。 目录 第一章 绪 言 第二章 金钱的竞争 第三章 一目了然的有闲 第四章 一目了然的消费 第五章 经济条件决定高质量的生活 第六章 富裕阶层的生活准则 第七章 人靠衣装——论富人的着装 第八章 工业文明中的偏向与守旧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中的古代遗风 第十章 尚武精神在今日 第十一章 命运不可逆 第十二章 论宗教信仰 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利益的影响 第十四章 高级学识与金钱文化的关系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上一章已经对金钱的竞赛作了概述，在金钱的竞赛过程中，如果不受到其他经济力量或别的因素的干扰，竞赛将直接促使人们更加勤劳节俭。我们清楚，生产劳动是下层阶级获取财物的通常手段，就这方面而言，在某种程度上金钱竞赛的确促进了上述这种结果的形成。当处于农业生产阶段，人们大多过着定居生活，而财产的划分是相当细致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与习惯能够保证劳动阶级可以获得份额相当稳定的生产成果。至少在劳动阶级内部，这些下层阶级想避免劳动无论如何是不能的，劳动并不会让他们有失身份。事实远不止如此，因为他们既有与公认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所以当他们在工作能力方面获得好评时，还会有几分自傲心情。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竞赛方式往往就是劳动。对有些人来说，只有在追求生产效率与节俭的范围内，取得财物和展开竞赛才有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人要从事金钱地位的竞争，只有从进一步的勤劳节俭着手。一个阶级，无论在金钱上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在竞赛过程中其某些附属特征会发挥很大的限制与缓和作用。 在金钱上居于优势的阶级，未尝不存在勤奋与节约这两个动机，但其动作极大地受到金钱竞赛中某些附属要求的限制，以至于任何关于勤劳方面的诱因都不能发生作用。这种情况与上述的有所不同。竞赛中他们必须避开生产工作，这是一个最有力的，也是范围最广泛的附属要求。这一情况在未开化时代尤为突出。处于掠夺的文化时期，人们把劳动跟懦弱或服从主子联结在一起，这已深入人们的思想中。所以，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是不屑于劳动的，而劳动成为一个男子屈居下级的标志。在这样的传统观念的作用下，人们认为参加劳动是要降低他们品格的。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社会文化的演进，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成规和公理，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目前要讨论的情况，与上述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仅仅凭借保有财富或权力来获得并保持荣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提出证明。因为只有通过证明，才能得来荣誉。有了证明的财富可以深深地打动别人，让别人感觉到财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财富所有人也因此给人留下既活跃又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有证明的财富其作用不可小觑。除了最低的文化阶段以外的一切文化阶段，如果能有一个“相当过得去的环境”，还能免于“躬亲贱役”，一个普通、正常的人就会感到安慰，感到自尊。无论在生活的物质方面，还是生活的内容方面，如果脱离了那个过得去的习惯标准，都会使他感到有损体面。因为不管他的同辈们此时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还是蔑视，他都无法接受。 直到今天，人类生活方式中那种古老的尊卑之别，仍在人们的观念中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上流社会几乎本能地对所有粗鄙的劳动感到厌恶；在我们的思想习惯中，对于那些与苦工贱役联系到一起的业务，我们会认为这类工作很不雅，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和逼真。一切所谓高尚风雅的人士，总是认为那些必须由仆役们来完成的工作在精神上也难免污秽。他们对鄙俗的环境、简陋的住宅以及粗笨的生产工作，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以恶评，并避之若浼。因为这些工作跟高水准的精神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相容的。从希腊哲人时代到今天，那些思想丰富的人认为要享受有价值的、优美的或者仅仅是过得去的人类生活，就必须先要有相当的余闲，避免接触那些为供应人类日常所需而进行的生产工作。一切有教养的人们认为，就有闲生活产生的后果来看，有闲生活本身就是美妙和高超的。 这种直接判断有闲以及财富的其他证明的价值，无疑大部分是居于从属地位的。这种价值，一方面是以有闲作为博取别人敬意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借此在精神上得以调剂的结果。至于劳动，出于心理上的武断，在习惯上它被认为是处于劣势地位的证明，也被认为生来就是卑贱的。 在掠夺阶段，尤其在准和平方式下的最初阶段，有闲生活是金钱力量和优势地位的最简捷和最确凿的证明。当然，这始终是个假设，显然除了“闲”以外，这些有闲者的日子也过得很从容、很舒适。在这个时期，财富的主要是以奴隶为主，拥有财富和权力而产生的利益其形态主要是个人的劳役的直接成果。因此，金钱上的优越成就的习惯标志就是不用参加劳动，而声望所归的习惯指标也是不用参加劳动。相反，从事生产劳动与在社会上取得崇高地位这一点就水火不相容，它标志着贫困和屈服。虽然金钱竞赛盛行，但勤劳和节约这两个习惯也没有得到普遍推广。恰恰相反，金钱竞赛间接地对生产劳动的参与起着消极作用。劳动向来受到人们的轻视，这从很早的文化阶段就开始了，代代相传。可是即便没有这样的传统，对于一个健壮男子来说，生产上的努力是不值得。应当想办法避开。因为，劳动已成为贫困的证明，不可避免地带上不光荣的色彩。在掠夺的生活方式转变到准和平的生活方式以后，掠夺文化的这一悠久传统不但没有被丢弃，而且更加根深蒂固。 当生产工作和低人一等的观念被联系到一起时，有闲阶级制度必然成为所有制初期发生的后果之一，但不能肯定它是否同所有制同时兴起。应当给予注意的是，虽然在掠夺文化开始时有闲阶级在理论上已经存在，但是等到了金钱文化阶段，这个制度自动地更新和充实了其自身的含义。从这个时候起，作为一个“有闲阶级”，不但在理论上存在，而且在事实上也存在。同样，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有闲阶级制度以完整的形态出现了。 ……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a6a2df22b160b4e767fcff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