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宝 许 俊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最具自传性的一部作品。该小说中渗透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渊源，通过汉字、封建迷信、节日文化以及婚姻习俗等中国文化在小说中的呈现，谭恩美成功地颠覆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接骨师之女》；中国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8-0150-03 谈到美国华裔文学，毫无疑问，谭恩美已成为重要的的代表人物。迄今为止，谭已陆续完成5部长篇小说和两本儿童读物，在当今美国文坛，她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畅销书作家。谭恩美以其处女作《喜福会》(1989)轰动美国社会，该小说一问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曾连续8个月高居《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全美图书评论家大奖、全美图书大奖等多项文学大奖的提名，还被翻译成25种文字，其中也包括中文，并被好莱坞成功地改编成了电影。谭恩美的作品一直没有摆脱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接骨师之女》也不例外，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也被认为是是谭恩美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一部作品。一般说来，人们普遍认为谭恩美的小说主要讨论母女关系问题，《接骨师之女》也不例外。然而该小说中所渗透的中国文化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拟探讨中国文化在小说中的呈现及其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象征。小说中，汉字得到了充分地运用。首先，“宝姨”的父亲接骨大夫治病救人的“龙骨”其实是刻了象形文字的兽甲，而这本就属于最早形式的汉字。另外，作为小说章节标题的汉字尤其值得读者关注，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精髓的高度提炼，集中反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小说引言部分标题为“真”，从故事本身来看，作者的目的是在提醒读者所述故事的真实性。但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不难判断“真”也是道家的思想核心之一，同时，我们也会不禁联想到中国道教文化中“真”。在小说第二部分中，汉字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这一部分主要是露丝的母亲茹灵在失忆之前记录的在中国内地的经历，茹灵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然对中国文化烂熟于心，并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因此，她的故事以汉字作为标题就不足为奇了。作者用了一些独具内涵的汉字来作为每一章的标题：分别是“心”、“变”、“鬼”、“命运”、“道”、“骨”、“香”，这样，读者便可以直接感受中国文化。众所周知，“道”是老庄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标题“道”让我们联系到老子的“大道”。“鬼”则首先表明小说中有很多得“鬼”，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浓厚的“鬼”文化。“骨”一方面与小说题目“接骨师之女”形成呼应，表达了小说的主题，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风骨”。“心”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眷恋，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中国女性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汉字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汉字丰富的表意功能，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厚重和深邃。 《接骨师之女》充斥着封建迷信的呈现。诸如卜卦算命、鬼魂托梦之事时有出现。小说一开始，引言部分“真”开头，茹灵便说：“我的女儿叫杨如意，英文名字叫露丝。我们母女都是龙年出生，但她属水龙，我属火龙，属相相同，性格却截然相反。”①显然，小说的开端就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命运纠葛的世界，同时也预示了茹灵露丝在故事中水火不容的对立冲突以及茹灵对宿命的笃信。 除此以外，小说中还直接出现了问卜算命的情节。张老板和茹灵的“小叔”（其实就是她的生身父亲）几乎同时喜欢上了“宝姨”，并不约而同地去找算命先生询问婚姻的祸福。张老板询问了本村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先生说两人的八字非常吻合。首先，宝姨属鸡，张老板属蛇，两个人的属相最为合适。另外，宝姨名字的笔画数也很吉祥。更何况，宝姨的腮帮上有颗吉利痣，这颗痣正好长在十一正口位上，这表示她性格温顺，嘴巴也很甜。“棺材铺老板听了大喜，重赏算命师父”。②而“小叔”找的是一个周口店的神婆，她的说法可谓大相径庭，她认为“宝姨”脸上的痣，预示着她一生都将充满苦痛；同时，两人的属相也相克，宝姨是火命属鸡，小叔是木命属马。“火鸡新娘子会跳在木马新郎官背上，啄得他七零八落，宝姨欲求无度，必要榨干了小叔为止”。③第二次，刘家墨店被烧成废墟后，当茹灵与高灵在街上游逛时，遇见一个瞎子说有一个鬼魂要与她们说话，瞎子给茹灵、高灵俩写了一首诗：“狗吠月升，星恒烁夜；鸡鸣日出，天光星散无痕”。”“宝姨”说“小叔”当年向她表白时，曾作过关于流星的诗句；另外，“宝姨”生前总称茹灵为“小狗儿”，于是茹灵觉得这样的诗句虽然含糊其辞，却有着特殊的意义，甚至是有些怪异，让人感到恐慌。这次算命事件揭示了两个懵懂少女的迷信，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现实。第三次，茹灵与高灵从育婴堂逃到北京，由于当时时局动荡，她们总是在惊恐中度日。此时，高灵最担心的是她先前的丈夫过来找她，于是，她也找了一位算命先生，只见那先生一只手抓了3支笔，同时写出了3个不同的字来。一支笔夹在姆指和食指指尖上；第二支笔搁在虎口位置；第三支笔夹在手腕部。“高灵问他：‘我丈夫死了没有?’她问得这么冒失，令我们很吃惊，大家都屏住呼吸，眼看着师父手起笔落，三个字同时写了出来：‘失’、‘望’、‘归’”。④这几次算命事件均出现在主人公的生活发生危机之时，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可以求助的渠道非常有限，因此卜卦算命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大都倾向于相信这些言说，而甘心屈从于所谓”命运”的安排。 与此同时，《接骨师之女》中还出现了数次鬼魂托梦事件，创造出小说情节与人物情感的高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沪森托给老太太的梦。宝姨因瞬间经历丧父、丧夫之痛，不堪继续活在人世，便绝然喝下滚烫的墨浆试图自杀。结果是自杀失败，容貌尽毁。此时才发现原来已经怀有亡夫的孩子。为保护妻子和胎儿，沪森的鬼魂托梦给老太太，说如果他们赶走“宝姨”母子或对他们有所怠慢，他将会大闹刘家，让所有人都过不得安宁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太太被迫同意留下“宝姨”母子，让她顺利产下茹灵，并以保姆的身份把女儿抚养长大。对于小说的发展来说，这次托梦影响重大，正是因为这个梦，“宝姨”母女才得以有个安身之处和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梦，才有了小说后来的展开和发展。 节日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同时，节日也自然地反映了文化本身。小说中对节日的描写并不着墨很多，其中比较令人印象深刻是茹灵邀请亲朋好友共度中秋节的场景。众所周知，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在这一天，家庭成员欢聚一堂，沉浸在月光下，把酒赏月，品尝着月饼以象征团圆。虽然已是身处美国，且男友也是美国人，露丝却仍对传统的中秋节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结。在她看来，这次中秋聚会的意义重大，因此她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筹备这次聚会。“她不单邀请了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还有过去的旧相识和老朋友„„她想借这场团圆饭谢谢大家，让她感受到家的温馨。”⑤然而，对于亚特，他却不能完全理解中秋的象征意义和露丝的苦心，在他看来，这不过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而已。因此，他甚至还邀请了前妻米莉安及其家人参加。对此，露丝心里并不高兴，根据小说中的内容，她的不快似乎是因为米莉安的参与意味着“过去并非完美，未来也还不能确定”，但她最后还是没有明确反对，“她要是把这种想法如实告诉亚特，未免显得自己太小心眼，而菲雅和多丽两个孩子也会觉得她小气。”⑥但如果我们对这一事件作进一步的思考，首先可以发现露丝隐忍的个性。虽然她和亚特尚未结婚，两个孩子也并非自己所生，亚特的父母对她也没什么热情，但她仍然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团结和谐，所有成员都能和睦相处。同时，我们也可读出中国文化中，中秋节的象征意义。它不仅象征着亲人的团聚，关系的和谐，在小说中，它甚至还象征着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相信这也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广大华人的共同愿望。 在旧中国，妇女的婚姻大都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据中国传统家庭道德观念，对于女性来说，家庭是生活的核心。因此，为了整个家庭的利益，她们应不断做出让步，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对文本的阅读中，我们会发现小说主人公的婚姻都不太成功或完美。“宝姨”未婚夫先亡，茹灵虽与潘开京曾有过令人羡慕的婚姻，然而却好景不长，结婚不久，丈夫便死于日本人之手。远赴美国之后，得以嫁给一个本土美国人，不料丈夫又死于非命。露丝已年近五十，仍未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在祖孙三代的婚姻当中，最能反映中国婚姻习俗的自然是“宝姨”和茹灵。“宝姨”年轻时，聪明伶俐，可谓天生丽质，而且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是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她个性倔强，富有独立和自主精神。地方上开棺材铺的张姓男子向她提亲，她断然拒绝，一心要嫁给以制墨为业的刘家幼子。然而这一决定却导致了一个系列悲剧。结婚当天，张老板扮作土匪，实施拦路抢劫，杀害了她父亲抢走了嫁妆，而新郎也被受惊的马踩踏而死。当她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看到眼前的一切，痛不欲生。世界对她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她喝下了滚烫的墨浆，致使自己落得一辈子的残疾。虽然接骨师并未反对“宝姨”的择偶决定，虽然“宝姨”具有一定的独立精神，敢于追求真爱，但在通过小说的描写，我们仍不难看出，那个时代的婚姻主导和决定权仍把握在家长手中。通过对“宝姨”婚姻的描述以及后来她对茹灵婚事的疯狂干涉，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以“宝姨”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的朦胧的女性精神，虽身处父权制社会的夹缝之中，她们仍努力追求婚姻的自由。同时，“宝姨”对待婚姻似乎也有着两面性或“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希望有自主权，然而对于女儿茹灵要嫁到张家的事，她却是竭力地反对，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邹建军教授曾以《接骨师之女》为个案探讨了小说中所展现的神秘东方，他认为作者对诸如中国字、算命、通灵以及冤鬼托梦等现象的呈现在小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邹教授看来，它们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艺术的真实，并且是一种整体性存在。⑦应该说，本文以上所讨论的诸多中国文化意象也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在对以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的作品分析中，常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认为谭恩美是东方主义的同谋，在其小说中，她呈现的是他者化的中国形象，对中国人的形象乃至中国文化都进行了无情的扭曲和变形，从而达到迎合美国主流文化读者的目的。另一方面，评论者们认为谭恩美对中国文化的呈现其实是一种策略。首先她展现的异域风情有助于吸引主流文化读者的关注，其次，通过吸引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来矫正人们的一些刻板印象。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解读。从上文所呈现的现象来看，首先，谭恩美有着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情结，小说几乎随处可见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其次，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意象基本与事实相符，作者并未刻意扭曲这些文化意象。再次，这些文化意象的呈现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主人公内心的揭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意象的呈现，谭恩美成功地颠覆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尤其小说中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纯真善良，追求自由，向往美好的爱情，为了这些得以实现，她们孜孜以求，不屈不挠，不卑不亢，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女性实现自我价值战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135f798af1ffc4fff47ac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