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加以解读，进而寻找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 中华帝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红楼梦》中王熙凤一句 “大有大的难处”的感叹道出了帝国治理的难处所在，即规模之累。 我将这一困难表述为“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即“号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辽阔国土上地方性差异间的矛盾，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聚敛，而后者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有效治理. 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 现在我们有了两个清单，一个是政府的“权力清单”，一个是对企业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就是正面清单，正面清单是给政府的，该干什么，需要做什么，都用法律法规明确化，而没有明确规定的，政府就不能去干。这是观念上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是一种“无限责任政府”，用邓小平过去的话说，就是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现在看来，对政府必须开出正面的“权力清单”。相反，对市场则应开列“负面清单”，规定不允许做的事情，不在列的则都可以做，这会给企业发展提供比过去宽阔得多的平台。，2014年6月26日上午，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将在人民日报社新综合楼报告厅举办“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暨《国家治理周刊》创刊首发式”， 新改革时期的县域治理难点 中文作品编辑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周雪光 开放时代 2011/10 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 周雪光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5 组织规章制度与组织决策 周雪光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03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 周雪光 中国社会科学 2010/04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周雪光 开放时代 2009/12 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2009/06 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周雪光 社会 2009/03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2008/06 社会学视野下的世纪社会变迁——读费希尔和豪特《差异的世纪》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2008/01 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2006/04 “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 周雪光 中国社会科学 2005/02 “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2005/02 方法·思想·社会科学研究 周雪光 读书 2001/07 制度是如何思维的？ 周雪光 读书 2001/04 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1999/04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1fc8137312b3169a451a4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