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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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以5.26深圳跑车撞人案为例 政府信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的衰落是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许多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近几年来，伴随着陕西虎照门事件、贵州翁安事件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的不断发生，对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的一个热点。在当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不断面临公众信任挑战的现实背景下，对学术界有关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检视， 不仅有助于推进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也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重构。本文以5.26日深圳撞车案为例，利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原因。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撞车案的主要内容：2012年5月26日凌晨3时08分许，一辆粤B/G077R红色小车，在滨海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侨城东路段，与同方向行驶的两辆出租车发生碰撞，造成其中一辆车牌号为粤B/H1Q78的出租车起火，导致该车内3人当场死亡。本来这只是一些偶然性的公共交通问题，但由于死者家属通过一些渠道得知有人用手机拍摄到肇事司机的照片，与他们在福田交警大队看到被带上警车的肇事司机，不论是相貌、个子等“都完全不一样”。 死者家属称，最令他们怀疑的是，交警将肇事司机侯某带上警车时，家属看到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这点与发生了如此重大交通事故的司机来说很不相符。死者家属的怀疑，也得到了事发后接诊的华侨医院医生的印证。据当晚值班的两名男医生介绍，当时被送到医院的为一名男性和三名女性，男子的门牙至少被撞断了三颗，下巴有一条长长的裂口，医生为其做了缝合手术，一共是缝了8针。手术做完后，医生要求他留院观察，但该男子声称有急事并自行离开了医院。这就是这次案件中令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问题凸显的导火索。 信用不仅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更是一种体现信任关系的表达性交往活动。政府信用是社会公众对一个政府守约重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评价，是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的代理人信用，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和导向性的作用。没有良好的政府信用，就无法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而产生信用的危机一般情况下都是因为谣言的出现。 社会心理学认为，“谣言”的产生，是由于事件对个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又缺乏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或者即便有也使人在主观上产生分歧的时候，谣言便开始流传。5.26撞车案的发生正如上述所述，正正因为死者家属得知了有人用手机拍摄到肇事司机的照片这个“谣言”，而产生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导致一个偶然的交通事故演变成公众对政府不信任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 谣言表现为一种集体非理性行为。谣言是集体作品，是在一个特定时期，一群人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信息或某个事件而产生的传染性的集体行为。谣言是群体的声音，是一群人智慧汇总的结果，介入谣言就是参与群体行动。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谣言往往具有强大的趋同效应。如果你不去追随这个群体，你就会自我孤立于群体。正如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指出，谣言提醒了我们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真实的、有根据的或被证实的便相信它们；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它们才是真实的。谣言的传播再一次证明，任何可靠性都是社会性的；只有被我们隶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其次，谣言表现为一种精神对抗的产物。谣言是一个深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正因为有人需要谣言，谣言才得以滋生和传播。换言之，谣言的产生最初可能是有人恶意为之，但更是因为有人愿意相信并且热衷传递。无论从哪一个视角来看，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情绪、情感的传播与感染；甚至发展到后来，作为导火索的事件本身的信息已经不重要，或完全不得而知，而只剩下情绪、感情或信念本身的传播。与事实信息传播方式不同的是，情绪、情感的传播主要是以暗示、效仿的方式进行，尤其是社会对立和不满、不信任情绪的传播往往更能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开来，成为一种公众造就的特殊“社会精神现象”。 再次，谣言表现为一种对现实的扭曲折射。德国学者诺伊鲍尔认为：“谣言绝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也不完全是那恶的化身，而是历史的一部分，并承载着历史的呼应。”在传言中被添油加醋，描绘的活灵活现的多种版本，往往能在真实社会生活中找到原形。或者说，公众对社会事件的阐释和理解，总是遵循着某些程式化的解释框架，而正是这些“思维定势”和“舆论偏见”，体现的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官民对立、权商勾结等现象在大众心理中所形成的投射，流露的是民众对“公平、公开、公正、公义”等价值追求和渴望。 谣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摧毁社会理性，直接取决于危机情境中政府的政策过程和社会信任与团结的程度。具有普遍信任感的社会态度，往往会形成一种超越于价值分歧的共同体意识，通过社会核心价值内化于人的自觉行为，从而构成紧急状态下的社会理性参与。因此，对谣言的治理，本质上体现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获取社会认同的能力。从根本上而言，培育社会信任资本是有效的路径选择： 1、培育社会信任资本必须着眼于公民公共精神的培育，为阻断谣言、促进社会认同奠定价值基础。要通过提升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培养公民的合作和参与品质进而推动社会信任、促进社会认同。基本路径有二：一是开放公共生活，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尤其是参加公民社会自治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努力为公民平等地参与各个层面和方面的公共事务管理提供条件、机会、平台和社会信任网络。二是实施全方位、系统化的公民道德教育，努力塑造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使公民对政策体系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形成公共政策的参与意识，从而引导、推动与激发公民将公共理念转化为公共情感、公共意志和公共信念以及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共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 2、培育社会信任资本必须着眼于加强制度的有效供给，为为阻断谣言、促进社会认同提供政策支持。制度是根本。稳定、连续、可靠的制度给人们提供良好预期和信赖感，这是政府公信力的外在彰显，也是培育社会信任资本的有力保障。要全面建立信息舆情的监测、分析和预警机制，面对谣言能够“及时发现、迅速处理”。要健全完善一整套有利于信息公开和沟通的平台及反馈机制，相关职能部门要把握现代信息传播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及时有效传播信息来引导确立人们的评判标准，从而增强公众的选择鉴别能力，避免谣言恐慌。同时，要规范政务公开制度和程序，避免参政议政流于形式。要逐步转变封闭的决策模式，建立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公民与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决策系统和机制，从而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和政策实施的回应度。 3、培育社会信任资本必须着眼于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为阻断谣言、促进社会认同培育组织载体。构建“社团式”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一个组织化社会的建立，并由此使普通民众能够凭借组织优势和拥有的物资、人际关系等资源在决策过程中取得“话语权”，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在注册登记、资金筹措、技术支持等方面提供帮助，营造有利其发展的政策环境。二是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使之能承担更多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提高其社会公信度。三是鼓励民众加入社会组织，提高民众的自组织能力与社会参与水平，增进民众与社会组织、政府三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四是加强监督，完善社会组织组织自律机制，树立行业信誉，避免产生“志愿失灵”(voluntary failure)，出现社会组织的活动行为背离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 4、培育社会信任资本必须着眼于加快协商民主的进程，为阻断谣言、促进社会认同构建参与规则。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公民通过平等对话、讨论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它倡导在对话交流、辩论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决策的有效参与。因此社会信任资本与协商民主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社会信任资本作为一种能促进共同利益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和网络，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协商民主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促进相互信任；而协商民主提倡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则可以促进信任资本的形成和转化。要继续探索开展“基层民主听证会”、“民主议事会”等基层民主治理活动，在丰富的基层实践中逐步培养民主的习惯和作风。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桥梁、监督作用，进一步强化新闻传媒在反映社情民意、表达群众意愿、促进政府与公民在政策过程中良好沟通方面的功能。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461dbd480eb6294dd886c7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