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独秀与《新青年》为例浅谈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714602210155 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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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以“陈独秀与《新青年》为例浅谈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714602210155 姜鹏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人的自我救赎 人们常常从整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角度来评判五四运动。这导致了对这场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复杂事件简单化的观点，因为这一事件是不能从这些角度来分析的。随着旧政治结构和农业经济迅速解体和新的本国工商业的兴起，士绅、地主、官僚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并由一个新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由此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开始了反叛。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中，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开始对现状的反叛。我们可以将这种变革称之为革命或背叛。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的人们像这个时期的青年人一样对新的知识和思想有着如此的渴望；在这个时期，新的标准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扩大和改变。而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工具，报刊杂志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思想启蒙与《新青年》的创办 从1915年冬到1917年夏，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陷入骚乱之中，旧派官僚和士绅忙着准备即位复辟和宣扬儒家信条；不明真相的群众当中散播着“天子重归”的谣言；新建的民国遭受着外侵的国耻和内政的阴谋，整个中国又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他们救亡图存的新观念，这其中就包括1915年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同年秋天，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 陈独秀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基本改变之后，中国才有解脱军阀桎梏的可能”。 正如陈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泣涕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又进而提出青年行动的六大原则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攻击守旧主义，并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 三、《新青年》的改革与创新 正如陈独秀所期盼的，轰轰烈烈的批判与改革开始了。 《新青年》首先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与礼法，正如陈在《新青年》上撰文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反对愚昧、迷信、盲从和武断。1916年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掀起一场批判孔教儒学的运动。陈认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而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既然提倡共和，那么就必须反对把孔教入宪。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思想界掀起的打倒孔家店运动，《新青年》开始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发起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支持胡适提倡的由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文学改革的主张。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从这以后，《新青年》陆续发表了鲁迅的《孔乙己》、《药》等小说和20多篇白话小说和杂文，以及郭沫若的《女神》等白话文学作品。由此，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国内的进步刊物、报纸、乃至中小学课本全部开始采用白话文。 与打倒孔家店和白话文革命一并出现的，还有给未来中国带来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主持下，《新青年》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这之后，《新青年》又相继刊登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由此，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通过《新青年》了解到了救亡图存的新的历史进路。 四、《新青年》等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新青年》使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通过对近代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的经验学习和价值肯定，告别了旧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伦理；而知识分子和青年也因为社会历史的激烈变动，不断地进行自我启蒙与再启蒙，从而理解“世界之生存”的深刻矛盾以及中国的现实处境，开始接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与新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告别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及其霸权，终结了“主人”与“奴隶”的循环。借用尼采的话来说，《新青年》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起到了“重估一切价值”的作用，即它不仅包含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包括了对于现代西方启蒙思想的审视与批判。而正是这种批判使得《新青年》在文化实践上导向对现代文明的再造，从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起源中最宝贵的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新青年》等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引导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在这场思想骚动中开始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和民族意识一直长盛至今。“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继续和更强烈地要求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有一个有效力的政府以保证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历史表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所种下的破除偶像的种子是不能被轻易除去的。民主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中国近代的历史自五四运动后揭开了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中外新闻史概要》，谢金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7b88d02580102020740be1e650e52ea5518cec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