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王选对国家正要开展的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发生了兴趣。当时 国外已经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而我国仍停留在铅印时代，我国政府打算研制自己的二代机、三代机。王选大胆地选择技术上的跨越，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的特点和难点，他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参数描述方法”描述笔画特性，并取得欧洲和中国的发明专利。这些成果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彻底改造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王选两度获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获1987年我国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升奖，被誉为“当代毕升”。 1988年后，他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王选教授倡导团队精神，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学术骨干，生动体现了一位新时代教师的价值观。 1993年，王选主动表示自己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今后的贡献在于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年轻人。这一年，他把三个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还随身带个笔记本，记录研究院每个年轻人的兴趣、特长、导师评语和进步，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潜能，给予他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敢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 2002年2月1日，获500万元奖金。3月18日，北京大学从并不充裕的经费中拿出500万元，重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院士，这一奖励在中国高校历史上尚属首次。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 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要善于“延迟满足。” 当人们对一个新的构思说“Can't do”(做不成)时，最好的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骏。 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但如果长期“价廉”，可能会不再“物美”，要在报酬上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 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我想，真正的成功，还是要积累，和有绝招。我一直鼓励这些年轻人，需要长期积累和绝招，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非常刻苦的精神，而且丝毫不能够急功近利。。我非常赞赏西方一句话，“心里想得诺贝尔奖，反而得不到诺贝尔奖。”我当年做的，根本没有想到金钱上的报酬、名誉上的这种荣誉，这个当时没有想到。所以我始终有这么一种看法：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好的洞察力和这种执著的精神，想成就大的事业还是有困难的。 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他永远充满激情，永远乐观，永不服输。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来回忆道：“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是一个体育项目，还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受益匪浅。 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然而，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面对优越的生活条件，施一公却作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为之惊讶而敬佩的决定：放弃这一切，全职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在他看来，“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历攀登的艰辛，山顶总会有无尽的风光。如果仅仅因为科研，施一公不会回来。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 施教授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 在回国时，他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我回到清华，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贡献会比身在普林斯顿大得多。我希望将来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使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这些名校的本科生有机会到清华来、到中国来，因为这三所大学的学生很多都是美国未来的领导者，我希望美国这些优秀的人才在年轻的时候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真正了解中国。” 他说：“现在很多人缺乏理想，缺少那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精神。”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有时，个别优秀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或媒体的问题时，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成功凭借的是运气，不是苦干。这种回答其实不够客观、也有些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有意忽略了自己在时间上的大量付出，而只是强调成功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这样说的效果常常对年轻学生造成很大的误导，因为有些幼稚的学生甚至会因此开始投机取巧、不全力进取而是等待所谓的运气；另外一些学生则开始寻找他们的运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了与科学研究无关的事情上面。说极端一点：如果真有这样主要凭运气而非时间付出取得成功的科学家，那么他的成功很可能是攫取别人的成果，而自己十有八九不具备真正在领域内领先的学术水平。 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之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句话表面上是劝学生，实则是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有时我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 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心公园(Central Park)很近，那里也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心公园一步。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每一个我自己的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时候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 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七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时间的付出是必要条件。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103b73c763231126fdb11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