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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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王选对国家正要开展的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发生了兴趣。当时

国外已经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而我国仍停留在铅印时代,我国政府打算研制自己的二代机、三代机。王选大胆地选择技术上的跨越,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的特点和难点,他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参数描述方法描述笔画特性,并取得欧洲中国的发明专利。这些成果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彻底改造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王选两度获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获1987年我国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升奖,被誉为当代毕升

1988年后,他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王选教授倡导团队精神,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学术骨干,生动体现了一位新时代教师的价值观。

1993年,王选主动表示自己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今后的贡献在于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年轻人。这一年,他把三个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还随身带个笔记本,记录研究院每个年轻人的兴趣、特长、导师评语和进步,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潜能,给予他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敢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

200221日,获500万元奖金。318日,北京大学从并不充裕的经费中拿出500万元,重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院士,这一奖励在中国高校历史上尚属首次。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 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要善于延迟满足。

当人们对一个新的构思说“Can't do”(做不成)时,最好的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骏。


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但如果长期价廉,可能会不再物美,要在报酬上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

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我想,真正的成功,还是要积累,和有绝招。我一直鼓励这些年轻人,需要长期积累和绝招,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非常刻苦的精神,而且丝毫不能够急功近利。。我非常赞赏西方一句话,心里想得诺贝尔奖,反而得不到诺贝尔奖。我当年做的,根本没有想到金钱上的报酬、名誉上的这种荣誉,这个当时没有想到。所以我始终有这么一种看法: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好的洞察力和这种执著的精神,想成就大的事业还是有困难的。

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

业学院,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他永远充满激情,永远乐观,永不服输。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来回忆道:“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是一个体育项目,还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受益匪浅。

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然而,面对广阔的事业发展前景,面对优越的生活条件,施一公却作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为之惊讶而敬佩的决定:放弃这一切,全职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在他看来,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历攀登的艰辛,山顶总会有无尽的风光。如果仅仅因为科研,施一公不会回来。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

施教授说: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

在回国时,他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我回到清华,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贡献会比身在普林斯顿大得多。我希望将来能进行更多的学生交流活动,使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


这些名校的本科生有机会到清华来、到中国来,因为这三所大学的学生很多都是美国未来的领导者,我希望美国这些优秀的人才在年轻的时候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真正了解中国。

他说:现在很多人缺乏理想,缺少那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精神。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有时,个别优秀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或媒体的问题时,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成功凭借的是运气,不是苦干。这种回答其实不够客观、也有些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有意忽略了自己在时间上的大量付出,而只是强调成功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这样说的效果常常对年轻学生造成很大的误导,因为有些幼稚的学生甚至会因此开始投机取巧、不全力进取而是等待所谓的运气;另外一些学生则开始寻找他们的运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了与科学研究无关的事情上面。说极端一点:如果真有这样主要凭运气而非时间付出取得成功的科学家,那么他的成功很可能是攫取别人的成果,而自己十有八九不具备真正在领域内领先的学术水平。

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之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句话表面上是劝学生,实则是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有时我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 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心公园(Central Park)很近,那里也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心公园一步。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每一个我自己的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时候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七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时间的付出是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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